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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经历了十年动乱积压下来的几千万中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沸腾了,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也带动了整个拨乱反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一时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地冒了出来。
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力,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北京大学77级学生范东生事后回忆道:“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成为内蒙古师范学院77级的学生。南方某报业集团一位主要负责人记得,他们家当时的成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在为期不短的时日里,他们一直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但这个政策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兄妹三人也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并最终考取了国内的著名学府。
这就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让这些“坏份子”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反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告语天下,坚定执行原订方针政策不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
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斗争哲学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而对于众多考生来说,十年废学,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了他们之中不少
人的精神深处,要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这样的考试,委实并非一桩很容易的事。十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毕竟这是十年来的中国少有的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不敢确信,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中国,他们是否还会有这样的第二次机会。他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海难的事情。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却也别无他途,只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1977年的高考开始于11月28日,结束于12月25日,历时近一个月。招生考试由各省单独命题。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各科满分100分。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也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这一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高考录取比例29:1。
1977年高考与以后的历届高考,还有不同的是一律不公布分数,招办要求考生在家等录取通知书。
1978年春天,这些“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走进了大学校园,他们发现所在班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如此大,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七七级学生的奇特现象。不少同学工作或下乡、回乡好几年了,生活的磨练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成熟和对困难的承受力。现在能重新捧起书本的时候,当然就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语音室经常是座无虚席,晚自修要找一个位子很不容易,他们用“夺回失去的青春”的豪情,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雨露,积蓄着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