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是写入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所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时，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陷入胶着。

　　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面对一延再延的会期，面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人迟迟不对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等问题表态，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到，穆扬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他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须首先去劳动两年，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使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

　　六天以后，也就是9月25日，历时44天的会议宣告结束。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10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了。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众说的，恢复高考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憾了整个中国大地。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