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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历经“三下三上”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对这些人的遴选,有三个条件: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四人帮”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等,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会上真是太热闹了,大家畅所欲言,把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抢话筒去说。
在最后一天,邓小平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前面几天,他基本上在听。偶尔他没有听清楚,他女儿邓楠就坐在边上帮他翻译,在他耳朵边上说几句。除了这以外他很少说话,主要是代表讲。
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他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1977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十六字方针”。虽然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据查全性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在8月6日的会上,查全性的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在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查全性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报告送出去没有?”
“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小平同志一挥手说,“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就热烈地鼓掌。刘西尧事后回忆,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在8月8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把锋芒指向“两个估计”,尖锐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