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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体需政策照顾
“校长直通车计划”无可非议,其契合了所有“自主招生”的规则,具有普适性。“圆梦计划”的制度设计之所以引起社会反响,主要原因在于“三代之内无大学生”这一规定,这看似苛刻而荒唐的制度,看似违背公平,实则却是在实现公平。
公平只有相对而无绝对。时下,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城乡之间的教育质量呈现两极分化,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从而导致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由教育的断层和割裂,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有调查报告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跌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降至17%;普通高校同样如此,2011年农村新生所占比例跌至28.26%,比2010年减少近6个百分点,为近十年来最低。
而反观现实,无论是高考(微博)还是“自主招生”,在设计上的普适性,都使竞争力不强的贫寒子弟享受不到政策的关怀。在这种情况下,在教育领域推行“救济计划”则显得分外重要。救济什么样的人,必须坚持“底线原则”,向“弱势”的最底层招手。对于农家孩子“圆梦”,一方面受名额的限制;另一方面又要让有限的名额发挥真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三代以内无大学生”看似无理,实则是费尽思量。
古语有云,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就现实而言,一个家庭若有大学生的先例,那么这个家庭的状况就可能得到很大的改观。以第一代大学生为例,他们大多正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以及时代的中流砥柱,由于自身的素质提高,在孩子的教育上也会有明显的进步。这种影响如果说惠及三代,并不为过。相反,三代没有大学生的农民子弟,才真正是社会的最底层,其间的优秀者,理应享受这样的“圆梦”惠及。
(唐伟)
反对
标准不明易弄虚作假
人大能够推出“校长直通车计划”和“圆梦计划”,可以看作是顺应民心、顺应潮流的自主招生举措,但却遭遇了“太雷人”的质疑之声。这是为什么呢?
是的,成绩好、综合素质强、有某方面特长,学校对“校长推荐”学生的这些要求很容易理解。但“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这一要求却有画蛇添足之嫌。一方面,“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标准似乎并不明确:到底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些直系亲属不是大学生,还是整个家族里都没有大学生呢?因为标准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中恐会引发争议,也给暗箱操作、弄虚作假留下了空间。
倘若要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些直系亲属不是大学生,这其中也存在矛盾之处。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只要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中出现过大学生,这个家庭恐怕早就走出了农村。倘若是整个家族里都没有大学生,那么对家族庞大的家庭恐怕是不公平的。鉴于这多方面的原因,“三代之内无大学生”恐怕是个值得商榷的要求。
人大在出台规定、设置门槛的时候,似乎太过追求标新立异,于是也才有了“三代之内无大学生”这类易受质疑的规定。在我看来,公众并不是在质疑校长推荐制本身,也不是说自主招生不该向农村学生倾斜,而是在批评这个“圆梦计划”太过随意。标新立异本身没有问题,但应该建立在科学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之上,否则很容易沦为形象工程。
要改变“寒门难出贵子”的现状,并不是名额有限的校长推荐制所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高考政策的彻底变革——高考政策变革的核心目标,应是打通农村学子的上升通道,给他们以平等的求学机会。
(刘义昆)
受众面太窄难言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在自主选拔录取招生考试中,政策向农村籍考生倾斜,推出“圆梦计划”作为面向欠发达地区中学的“特殊政策”,值得赞赏。但不知为何,教育管理者往往善于把好事做成坏事——“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规定让人无以名状。
一句话,“圆梦”更需要的是公平而不是施舍。
我们当然要肯定人大为优秀的农村考生开辟“特别通道”的积极意义,也赞成这类积极的尝试,只是其具体做法让人难以苟同。设置“三代之内无大学生”这一条件,人大肯定是有充分考虑的,只是稍作想象,如果一个农村家庭,哥哥已经上了大学,弟弟同样非常优秀,就没资格“圆梦”了吗?对于此类学生,这究竟是鼓励还是打击?上个大学还得看祖上三代,让人想起了那个特殊年代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