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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入选了梁实秋作品一篇,减少了鲁迅作品三篇,好事的媒体用“梁实秋戳动‘中国脊梁’”来形象化这次的“梁进鲁退”。
实话说,语文课本的确渐渐从政治工具向文学作品回归,然而,仅仅小规模的课本变脸有用吗?
课本“变脸”,能管多大用?
这一回,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增加了多年来被认为“政治不正确”的梁实秋的作品,鲁迅的作品越来越退居二线——由原来的5篇减少为3篇,媒体多用“梁进鲁退”来形容这次教材变脸。
随着梁实秋入选的,还有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巴金的《小狗包弟》,古代诗歌《采薇》和《涉江芙蓉》等,语文课本给梁实秋“平了反”,还给《雨巷》这样的“爱情诗篇”撑腰,听起来,这些篇目的入选还挺“振奋人心”。
语文课本“变脸”,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每次语文课本的“变脸”都能让大家热议一阵。
2004年,广州市高中采用由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新教材,特设“走近经济”的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倒是独具广东特色。
2005年,奥运冠军刘翔被收入上海小学语文教材,“红色的刘翔,黄色的面孔,高喊着撞向胜利之线……”这样的课文内容创造了上海市教材快速引进最新时文的纪录。
2007年,北京采纳了一套全新的高中语文教材的辅助读本,收录了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刘翔、金庸能进入教材吗?每次教材的变脸总会引发类似的言论。可关键在于,这么多年了,不论替掉谁、补上谁,我们对语文课本的阐述有改变吗?
有人撰写评论说:“我特地重温了被删掉的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句话跳到我眼睛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呆住,浮想联翩。我也曾经看到过范美忠先生给学生讲《孔乙己》的文字实录,大为佩服。”
谁说讲鲁迅讲不出新意呢?其实,很多时候,重要的不在于教材“变脸”,而在于讲授者“变心”。
从70后、80后再到90后,好歹也算三代人吧,结果,变化了的语文教材赶上不变的语文教育,这三代人语文课的“悲惨史”就这样有了同感。
-被错过的林语堂
◎讲述人:聂枫公务员70后
小时候我一直很喜欢上语文课,不是因为枯燥的教材,而是我可以埋头读自己想读的书。记得有一次老师在讲一篇名叫《多收了三五斗》的课文,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趣,于是偷偷从课桌里抽出金庸全集,很快就进入了《笑傲江湖》中刀光剑影和江湖情仇。
即便如此反感教材,它还是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产生着影响,比如它让我与林语堂擦肩而过很多年。
鲁迅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让我初识林语堂的大名。依稀记得课文注释写着:林语堂,“反动文人”。在老师的诠释下,当时我觉得敢跟鲁迅对抗的人,简直反动且愚蠢至极。落水狗不接着打,那不跟滥施仁慈的东郭先生无异吗?
直到有一天无意中看了重播的赵雅芝版《京华烟云》,被剧情吸引,得知原著就是林语堂。好奇之下,找来阅读,自此爱上林语堂。爱上的不仅是林语堂的作品,还有他的为人。林语堂所指的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意喻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胜利者对失败者要宽容。这与鲁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张看似相悖,其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有其道理。
可惜的是,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如林语堂、梁实秋,在无产阶级文学史里成了“落水狗”,地位平平。让我差点与他们失之交臂。对我而言,与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匕首的锋利相比,我更爱林语堂那种幽雅、淡泊的人生态度。
-在“中心思想”中“灭亡”
◎讲述人:锅子IT从业者80后
每学期最轻松的是语文课,最无聊的还是语文课。说起来,我觉得自己语文课本的满意度还不算低,兴趣指数也最高,基本上每学期末发新课本的时候,假期的头几天就先把语文翻了个底朝天,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觉得教材内容太少,很快就翻完了。
可惜,语文课的乐趣就太少了。一篇课文,甭管它在我看来多么简单易读,老师总是要一字一句地讲上好几个课时,从生字词讲起、再讲段落、最后还来个中心思想,最气人的是,中心思想还特别重要,每篇文章就一个规定动作似的中心思想,你再多想点别的都白搭,考试时你写老师讲的那个才算对。
这就搞得语文课本很无趣,照这样的讲法,唯一性和目的性都太强,唯独没有文学性,到底这篇文章好在哪?很少从文学性上来分析,语文课,似乎只有句读和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