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云"客户端 |
|||
他们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在编者按中,郑也夫曾经提及自己对弟子们的期待:没有比他们更胜任写出“教育实情”的人……他们完成这些文章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有时候连我都以为是编出来的。”郑也夫记得,有一次在看到一位学生的作业后,他急切地要与对方见面。
“这是真的吗?是在你的小时空发生的吗?不是传闻吗?”他一口气抛出了三个问题。原来,这位学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里,每逢高考,有权势的人便会打听清楚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并安排自己的子女坐在其旁边抄袭试卷。以至于到后来,这个县城里的优秀学生不得不纷纷以高考移民的方式逃离此地。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郑也夫说。
最终收录书中的学生作业共有43篇,书的封面上用黑体字印着这些话题的关键词: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高考移民自述、北京示范高中的借读生、高中招生大战、一所中学教改的导师制、寄宿教师家庭、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
教育学者杨东平在序言中将这几十篇作品称作对教育病的一张张彩超和CT,“不动声色而深刻入微,呈现出清晰的病理,时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发现”。
令杨东平印象深刻的是一篇题为《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的文章。在这篇社会调查里,作者揭示了一所西部名校的成名之路——在高考前动员那些一本、二本无望的学生转考或弃考,从而通过压缩学生分母的方式制造升学声誉。作为回报,弃考生可以免费免试进入该校当年的复读班,而转考生则会被介绍到愿意接纳他们的学校,因为那里的“校绩”是以三本或专科上线人数来计算的。
另一篇被郑也夫津津乐道的作业是《一所乡村学校迎检过程考察》,记录的是一个乡村学校如何迎接“省教育督导室”检查的故事。
根据校领导的讲述,从5月份的动员大会开始到10月底的正式检查,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将近200名教师平均每天要多加班两个小时。这意味着,全校教师要为了这次迎检足足多工作72000个小时,这相当于一个人9000个工作日的工作量。
时间用在了哪里?答案是素质教育。
据接受采访的教师回忆,为了符合上级的要求,学校需要新建造十几个专室,包括音乐室、美术室、微机室以及图书室等,而这些工作在此前全部处于空白状态,“学校只看升学率,根本不会关注那些所谓的素质教育之类的话题”。
除了时间,金钱是顺利迎检所必须付出的另一项成本。
“检查说白了就一句话,看你的钱花够了没。花够了就万事大吉,没花够就凡事遭殃。”在访谈中,县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提到,检查经费的开支包括基础建设、招待费用以及打点领导的送礼费用。事实上,据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回忆,就在检查之前,县长曾经专门去过省里一趟,“拜访”教育厅的几位领导干部,“其实就是到省里送礼去了,主要目的是为后面的工作开展做铺垫”。
值得玩味的是,一旦“准备工作”做到位,检查当天的工作便简单起来——足足准备了半年之久的检查竟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小时。在一番汇报之后,督导小组给出了颇高的评价,尽管他们并没有看到学生——为了避免检查小组与学生接触,学校临时将课间休息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
郑也夫对这篇作业给出的评价是:如果你不谙上级检查组对学校的视察,还算不上了解吾国教育的生态。
我希望他们上了这门课,能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生机的人
这门课讲完第五轮的时候,郑也夫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龄。
看得出来,63岁的他仍然很留恋这个讲台。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是如何在“暴土扬长的黑板前”,将学生们报来的题目写上个几百次,点评个几百次;也会哈哈大笑着回忆,每逢期末打开邮箱,“发现哎呦这么厚的一沓子作业”;他还津津乐道于同事对自己开的玩笑,“没有调查费,也没有课题费,恐怕只有你才能把他们忽悠成这样”。
“这只是一门选修课,所以我和学生们的深入接触并不多。但我希望他们上了这门课,能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生机的人。不盲从一个东西,就说明已经上路,就好办了。”谈起自己教师生涯里的最后一门课,郑也夫这样说。
2007年入学的褚文璐是郑也夫这门课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她后来成了郑也夫的研究生。她坦承,上大学之前,自己是个不太爱思考的学生,“对主流话语比较信服,就连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也是随大流选的经济学”。
某种意义上,郑也夫的治学风格部分影响了褚文璐的大学生涯。在一次读书会上,郑也夫提到自己是77级的老三届大学生,他记得那年的高考录取率是4.8%,现在则是60%以上,但他却感到“那时的高考竞争都没有现在这么激烈”。“郑老师对我们说,有很多人觉得他太激进,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体验或见识过不同的制度,失去了想象,见怪不怪,所以才接受甚至认同现状。”
“经过那门课的训练,如今我对一些社会现象不会再那么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自己活得更明白,也更聪明了。”褚文璐说。
同样是在研究生阶段开始深入接触郑也夫的李海蓉,也对那门以“批判”为主题的教育社会学课程印象深刻,“他说自己愤懑,但我觉得愤懑只是态度,他想带给我们的东西是理性”。
李海蓉来自农村,接受采访时她正在老家过年,电话里还能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在郑也夫的课上,她的选题是“台湾高校与北大的比较”。借着操作选题的机会,她结识了多位来自台湾的北大学生。在对他们的访谈中,李海蓉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NGO。也第一次了解到,在台湾学生的暑期生活里,“做义工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
“在此前的大学生活里,我从来没有这样系统地去了解过其他大学里的事,更谈不上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于是逐渐认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见到的那样,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在李海蓉看来,这门课让她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再把学习看做评判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
与她们不同,2010年毕业的汤宁如今已工作了3年多。但她依然能清楚地记起,郑也夫喜欢说自己是“精神的贵族”,还经常告诫学生要多给思想“做体操”。她说,郑也夫教会自己很多东西,比如“生活上的顺从和精神上的批判可以同时存在,顺从不意味着要被洗脑”。
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个嗓门很大、坐在教室里最后面都能听见他声音的“超龄愤青”已经退休了。他们也并不知道,为了这门课的学生作业可以结集出版,郑也夫先后找了好几家相熟的出版社,“我说如果你们想出版我的新书,就得把学生们的作业也捆绑出版”。
某种意义上,将每门课的学生作业结集成书,已经成了郑也夫的习惯。加上这本《科场现形记》,他已经为学生编辑过16本文集。“就当是留下一份沉甸甸的记录吧。回过头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很踏实,我们没有虚度。”
五六年前,清华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对他说:“你学生的文集,是我课上的必读书,有时候读他们的文章,比读你的书还有乐趣。”去年,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晓晶也找到郑也夫:“我要求我们学习写剧本的学生必须来看你学生们的文集。时下的剧作家总是胡编乱造一些故事,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当捧着《科场现形记》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郑也夫高兴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