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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型伟:在教育世界里活了两辈子
吕型伟85岁时家中留影。
7月17日,上海华东医院。著名教育家,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型伟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使命,安静地离开了,享年95岁。
获悉吕型伟过世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十分悲痛,当年吕老提携后生的情形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缅怀吕老的文字:“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睿智的世纪老人。从独自撑起一所乡村学校到运筹跨越世纪的教育变革,他始终在宽广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中,用思想引领实践,用行动把握未来。”
吕老是一位豁达宽广的人。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每每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并思路敏捷地引领着教育前行方向的时候,大家都会感慨:一位耄耋老人的思想为何如此前沿?而吕老也总是风趣地回答大家:“我是拥有两次生命的人,70多岁时突发脑溢血后,医生从我的脑袋里‘放了血’,被‘洗了脑’之后的我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现象’,黑头发长出来了,老花眼不见了,吃得下、睡得着,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大家在感佩中寄托着无限祝福:“愿您在教育的世界里,精彩活上两辈子”。
传奇的教育人生
吕型伟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1918年,吕型伟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父亲早早去世,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但这位乡下母亲却非常有眼光、有见识,她咬紧牙关也要供孩子读书。
8岁,吕型伟入小学;13岁,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学。他从小就喜欢阅读,读中学时,校长见他喜欢读书,干脆就把学校图书馆交其管理。于是,他几乎是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
“那时,我们不想考高中,我们想到苏联去,1935年看到邹韬奋写的《萍踪寄语》,我一看,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三个人说好了,找个工作筹点钱,从新昌步行到苏联去。于是我去办了一个小学,那时我17岁。”
17岁的吕型伟才初中毕业,就只身一人来到白岩村的山沟里,经过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居然招到了81个学生,借了一座破庙作校舍,办起了白岩小学。学生最小6岁,最大的18岁,比吕型伟这个当老师的还大。吕型伟说:“是我办的,我就当上了校长,但是这个校长是没人可以领导的,就是我一个人,校长我当,教师也是我当,烧饭也自己烧,打铃也自己打,就是这样一个大校长。”
一年以后,吕型伟终于明白走路去苏联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觉自己这个娃娃校长当得也不太像样,于是有了进一步求学的念头,但教育救国的思想却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的经历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先当校长,后当教师。”1946年吕型伟大学毕业,来到了上海,他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并加入了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吕型伟奉命与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市东中学。当时,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复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的头面人物,每天坐着黑色汽车威风凛凛地出入学校,保镖带着手枪跟在后面。
后来,姜梦麟投降,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中伺机作乱。6月30日,段立佩、吕型伟正式上任,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那天吕型伟穿了一套西装,坐在底下的师生都很诧异,为什么共产党派来的校长没穿军装呢?谁曾想眼前这位校长可是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仅30岁的吕型伟早在14年前就当上了校长,只不过那时是自封的,现在可是陈毅市长任命的。
当进步力量逐渐控制了局面之后,就开始公开建团、建党,要求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中学中最难攻克的国民党堡垒被完全攻克,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抓质量,亲自上课示范。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学,吕型伟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另有4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育质量。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吕型伟回忆说:“我的学生统计起来大概上万吧,有两点:第一,我还没发现在‘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学生,第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成为腐败分子的。我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19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一直到副局长。有人替吕型伟打抱不平,这么有才干的他为什么官没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因为“文革”结束时吕型伟已60岁了,也有人说他个性太强,得罪了不少人。吕型伟自己却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运动,我倒是有机会一直在搞教育改革,这反而好,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员。他深入基层培养教师,手把手地辅导他们,像于漪、高润华、袁榕、倪谷音等这些全国著名的教师、校长,都是吕型伟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
吕型伟常说:“我这个人喜欢动,在位的时候也喜欢往下跑,办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在大大小小会议上讲话,人家也喜欢我讲,讲真话、实话,不讲官话、套话,讲的都是业务上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业务干部,不是政治干部。”
吕型伟喜欢说话,忍不住就要表态,他说话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太爱听,因为他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教育迎来拨乱反正的“春天”,百废待兴。1978年冬,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接连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吕型伟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应该并重,于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吕型伟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长。所长看了后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绕了一大圈,最后主编狠狠心:发!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
当时,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样的教材,考的是一样的题,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觉得,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不科学。当时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他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教材可以自己编,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吕型伟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到2002年,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17年之后,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占居全国省份的半壁江山,“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吕型伟敢为人先、敢于探索的精神,在中国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开放且包容的胸怀,刚毅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力地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上海的教育史铭刻着吕型伟浓厚的个人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