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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专家
从最近的镇子,卡车穿过马占树遮阴的公路,一直开到刘国琪承包的田地。农场在海口以南70公里,位于小山脚下,是一片淡棕色的平原。
“我的固定员工4个,其余是从村里找的临时工。”刘国琪说,种植的时候需要的人工多,最多的时候有200来人。性格开朗的女工是农场的主力——海南男人很少干农活,只在家里割割橡胶。
有很多外来户在海南种反季节蔬菜。但在刘国琪之前,海南没有种黄花菜的。萱草的寿命长达20多年,每年开花一次;但必须经过寒冷的季节才能开花。而海南没有冬天。
刘国琪的基本方案是:每年冬天从北方买来种苗,只让萱草长一年。虽然成本高,但可以靠新鲜黄花菜的高价格来弥补。
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案,让萱草在二三月份就开花。为了摸索不同的品种、栽培和管理方法,刘国琪自己下田做实验。“这些事情一般都会自己设计实验,自己动手,这样才最放心,得到第一手材料。”
黄花菜品种有几十个,有的品质好、产量高,有的开花早,有的抗病,刘国琪试图杂交出一个全能品种。
他小心地挑开花苞、去掉雄蕊、人工授粉。干这些细活,手部不能抖动,太阳晒出的汗不能随便擦。为了多做一些样本,他独自干了一个月。
“第一年就遭遇了海南冬天反常的阴雨天气,实验用的黄花菜感染了真菌,病害非常严重。”他回忆说,农场的水浸田在那种气候下过于潮湿,一年算下来亏了不少。
第二年,刘国琪总结了经验,重新设计了种植流程,还搭建了简易塑料大棚。这一年成果不错,黄花菜比别处早两个月顺利上市,每亩地赚了15000元。
更好的消息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现代农业,给农场一笔不小的大棚补贴,还帮助批了一笔贷款。
刘国琪又在附近新承包了几十亩地,建起了温室。高大的槟榔和椰子围着周边。他挑选这里,是因为这里开垦已久,以前种过甘蔗,是块排水顺畅的坡地,而且土质不错。
在这里,刘国琪设置了滴灌系统;还有遮阳网,这样海南的太阳就不至于把花朵晒黄——绿色的黄花菜卖相更好,更受欢迎。他筹钱建了一个冷库,这样可以尽量保证黄花菜的新鲜。
黄花菜一年可以种几茬,而到了海南有台风的夏天,就不能种了。草长到齐腰高或齐胸高时,吐出条状的花苞。花的狭缝裂开时,就好像黄色颜料甩在浓绿的画布上。
“黄花菜有个别名叫忘忧草。”刘国琪说,“因为含有水仙碱,有抗忧郁症的作用。”他给自己的农场起名叫“忘忧岛”。
今年,刘国琪种植的黄花菜又提早一个月开花,在2月底就采摘上市。这在黄花菜种植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等他的黄花菜卖完了,大陆产区的黄花菜才刚上市。就这样,刘国琪占据了价格高地,每亩收益3万多元。
“忘忧岛”农场的新鲜黄花菜,除了运到北方的饭桌上外,也会运到海南本地的高级饭店,作为特产蔬菜供应。“或许以后它能够成为一种旅游产品。”刘国琪说。
现在,刘国琪在做育种和栽培实验,试图让萱草不过冬也能开花(这样就不需要年年买种苗了),而且能一年开两次。他凭自己的植物学知识知道,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或许今年出成果,或许三五年。谁也说不来。”刘国琪说,“科研就是这样。关键是以前没人做过。假如有人做过,我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成果了。”
另类的创业者
在农村创业的高学历人士不多。在一个著名的北大毕业生的创业交流会上,记者发现,或大或小的创业项目,四分之三属于IT类,农业项目一个也找不到。
“我附近有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跟我岁数差不多,在养殖蚂蝗。”刘国琪说,除此以外,他没听说周边有名牌大学毕业生务农。“很多从十几年前就来到海南种菜的人,以前大多是蔬菜经销商,把生意做到了上游。也有一些本地农村的能人。”
懂拉丁文的菜农,在海南的农场主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
如今刘国琪忙得顾不上看书。不过还是喜欢思考和写作,大多与农业有关。他去年一直在研究气候问题。“我认为气候会变冷,这个观点比较小众。”他说,“天气变冷对海南种植业有利。”
书架上还摆着去年出版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在村庄里读这本书的人大概为数不多。
“在做生意的能力上,我跟周围的同行相比,没什么优势。”刘国琪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优势,可能是信息接触多,视野宽一点,想得远一点。”
“我们希望把黄花菜在海南大面积推广,”刘国琪说,“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黄花菜的观赏价值,发展观光农业。”
萱草有1万多种,开花五颜六色。美国的园艺家培育了不少种花色,有漂亮的萱草园。台湾东海岸有一个观光产业区,卖的是黄花风景。刘国琪希望能在海南或者某个合适的地点做一个类似的观光区。
“我们甚至可以只看花不摘菜,打造一片花海景观,不同颜色、不同花形、不同花期的品种,每一种都能开两个多月。”刘国琪说。
刘国琪期望,在规模化种植以后,金针菜干菜、花卉汁饮料、盆栽等等都能纳入规划。
刘国琪说,黄花菜生命力强;林下屋后都可种植。最近他忙着把附近的更大一片荒地包下来。那是片很厚的沙土,贫瘠干旱,适合生长的经济作物很少。种黄花菜很合适,农民可以增收。他也在争取当地政府立项,在那片地的周边改造水利。
这位北大毕业生还没学会本地方言,但农民们挺喜欢他,住在附近的雇工常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农民诉求很简单,容易相处。我还没有碰到过蛮横的。”刘国琪说,“跟生意人打交道就复杂一些。”
他碰到诚信差的生意人,也会吃亏。尽管他努力显得老练一些,但跟江湖上的人比起来,他还是过于文雅——甚至从来不讲粗话。
刘国琪经常在全国出差,买入种苗。有一次他跟物流公司约定,专车把种苗运到海南。但因为没有随车监督,货被转包走了。种苗耽搁了时间,损失很大。“太容易相信人,也说明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实规则。”他笑道,从这件事看出,自己还有点嫩。
第二年,刘国琪睡在卡车里看守种苗,听着外面冬风呼啸。
今年他跑遍全国的黄花菜产区,准备在海南岛外设立一个种苗基地,给自己供苗。
选择自由
刘国琪把农场叫“基地”。基地里一位湖南大姐炒菜不错,而山东来的工人隔几天包一次饺子。基地的一角种了各色蔬菜,足够所有人吃;还养了十只土鸡用来下蛋。卧室窗前是一颗老荔枝树,爬着松鼠和变色龙。
“农村以自然生命为主体,自然生态一股脑就是一个整体,有着整体合乎韵律的孕育生长。”刘国琪很享受田野里的节奏。
刘国琪刚毕业时,导师吴国盛曾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是隶属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事业单位,清闲稳定,但刘国琪没去。
对于这位另类的学生,吴国盛说:“他是个自由的人,有能力自由选择。他是那种能照顾好自己的人。”
在大学毕业生中,“自由人”似乎不是主流。一家教育数据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2008年—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1.1%。而在一些创业繁荣的发达国家,这个数字高达20%。
2009年一份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中,选择创业的比例最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科研单位和学校则是毕业生最青睐的去向。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并不低。按照“环球创业观察”组织2011年的报告,2010年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在59个主要国家中位列第15位,属于较高水平。
这份报告说:中国创业企业的主要驱动力正从“基于生存”变为“基于机会”,这反映了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机会。
有时,刘国琪会反思来到海南乡下是否值得,他说:“当时看起来,机会成本很高;但现在越来越认可当时的选择了。每个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生活。越坚决,就越坚实。”
在一则日记里,刘国琪写道:“我觉得只有鼓励创新、促进正当竞争、有利于个人发挥才智潜力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成熟的社会、一个有出息的社会。”
他继续写道:“中国的转变,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谁都不要焦虑。我们需要守护和培育。”
不忙的时候,刘国琪待在农场里,看着天际的绯红色慢慢退散,道路也静寂下来。他上网、看书、洗脚、睡觉。
乡下空气极好,满天星斗透彻,但刘国琪心不在焉。他想着生意入睡,偶尔会想起旧时的游历。记得有一次在渭河边,他骑着摩托驰过大堤,黄花开满河岸,风擦过颧骨,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