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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琪在他的萱草花田里
工人们走进齐胸高的萱草田,拇指和食指捏住花蕾基部的关节,轻轻一掐,啪的一声脆响,就摘下了花。海南岛阳光炽烈,人们戴草帽或斗笠,裸露的皮肤晒得黝黑。
萱草花完全绽放时,绿海被染成黄色,香味弥漫。萱草花也叫黄花菜,是可以吃的。
忘忧岛农场的黄花菜比别处早上市两个月,是全国最早的一家。从北方来的菜贩子,把新鲜的黄花菜运到全国各地,价格比平常季节贵了近10倍,却仍然供不应求。
主人为经营这片农场费了很多心思。他叫刘国琪。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来这里快3年了。
在北大生物系读了本科,又在哲学系念完硕士。北大毕业生里有不少创业者,去种地的绝无仅有。
“这下北大除了卖猪肉的,又有了种菜的。”刘国琪自嘲说,“从小到大,我可能是比较另类的。经常做出让周围人出其不意的决定。”
在自己的农场里,刘国琪经常穿着球衣和拖鞋,就像在校园里一样。他瘦而结实,因为喜欢户外活动,看起来精力充沛,脸上总挂着笑容。
3年前,刘国琪告诉他北大的同学:“我要去海南种菜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琢磨这个玩笑的含义。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去柏林洪堡大学读博士――他拿到了德国的全额奖学金,联系好了导师。
但刘国琪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他租了30亩地,安心种菜。在海南乡下,他不提自己的学历。“人家不看你是谁,就看你能给他带来什么。”他说。
刘国琪给农场起名“忘忧岛”;他在这里守着遍野的花朵,心满意足。
理想主义者
在熟悉刘国琪的人看来,他的最大特点是“有想法”。
2000年,刘国琪靠着全国生物奥赛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了北大生物系。那是生命科学最火的年头。在北大的第一节课的讲座标题就是“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当时我们都觉得,以后做生物学家是首选。”刘国琪回忆说。
刘国琪是湖南人,前一年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者,长项是植物学。他一直保留着对植物和野外的兴趣。他参加了山鹰社――有名的北大登山社团,经常在集体爬山之余采集植物标本。他还组织了一个小社团,在校园里辨认植物,跟同学整理《北大校园植物志》。
刘国琪跟着老师去广西的自然保护区,在清晨录下各种鸟叫。他在四川研究“大熊猫的通讯行为”――走遍保护区的山头,寻找生殖期母熊猫蹭在树上的气味。学生们踏过齐膝深的雪穿过竹林,在夜里扛步枪抓偷猎者。
野外考察让刘国琪兴致勃勃,他想做一个保护区植物数据库,于是带着相机每天独自上山,转悠了一个月。这里是雪山的边缘,四下寂静,他休息时读《达尔文文集》。
去美国深造,在实验室里从早忙到晚,是生物系学生最稳妥的出路。但刘国琪却越来越远离了主干道。
实验室工作是枯燥的。“做DNA克隆,跑电泳。实验室环境很闷。”刘国琪说,“几个月之后我就改变想法,不再继续干了。”
刘国琪是个爱玩的人。他精于下棋、打乒乓,是个出色的足球边后卫。他最喜欢的,则是独自穿行在山林之间。在实验室穿白大褂的生活对他缺乏吸引力。
在周围人的眼里,刘国琪敢想敢做,采集机会就像采集标本一样利落。他被生物系的同学称作理想主义者。他喜欢去听人文课程,还组织“地下活动”――拉了一帮学生找艺术史老师搞读书沙龙。
他去听哲学系的吴国盛教授的课。吴国盛一直提倡“博物学”,也就是继承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的“博闻多识”的学术传统。刘国琪喜欢的采集植物标本并分门别类,也属于博物学的范围。
刘国琪争取到一个保送哲学系的机会,跟随吴国盛做研究。
“刘国琪放弃生物是个错误。我认为他生物学上的天分极高。”林垚也是从生物系去哲学系读研的学生,他也认为刘国琪有点另类。
但刘国琪不这样想,他曾是一个典型的优等生,“考上再说”是他的行动原则,但现在他却要选择一条别人不走的路,并为此兴奋。
来到哲学系,刘国琪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博览群书,日子简单而惬意。林垚说,他们俩住同一个宿舍,经常在卧谈会上为刘国琪的奇怪念头争论。“他的一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现代性给人类带来危机’,‘科学前途在于复兴博物学’之类的。”
“我喜欢研究学问的沉思状态。思有所得的话就更好。”刘国琪说。在生物系老同学眼里,他从文艺青年变成了思想家。
“哲学家”做了小商贩
像周围不少同学一样,刘国琪想过毕业后去国外读博士。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憧憬德国的学术环境:“在一个并非很大的圈子里,有一群兴趣相投气质相近的朋友,共同探讨纯粹精神和思想领域的可能性。”
刘国琪想象着未来的日子:读书、写诗、踢球、不时去欧洲小国游历,感受不同的生活世界。
他申请了奖学金,并且联系了柏林洪堡大学的导师,准备去做亚里士多德研究。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哲学教授。
但在毕业后等待奖学金的时间里,刘国琪也考虑了更多现实问题,比如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等等。赴德国读博士,可能此去经年,他犹豫了。
“毕达哥拉斯把生活比喻成奥运会,有运动员、旁观者和小商贩,他说哲学家应当是冷静思考的旁观者。”刘国琪自嘲道,“而我这个哲学系学生最终还是选择去做了小商贩。”
“家里需要经济上的照顾,应该也对他有影响。去德国读博士时间太长了。”刘国琪的硕士导师吴国盛说。
“我自己还是一个喜欢折腾、并非很坐得住的人。”他说,“既然没打算当个书斋里的学者,就痛痛快快去打拼一番好了。”
实际上刘国琪也曾经萌生过一些创业的念头,他和几个生物系的同学早就谈论过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在一次外出旅游的火车上,刘国琪跟一个同学闲聊。这位同学的老家是黄花菜产区的,他告诉刘国琪,鲜黄花菜季节性很强,前后价格差距10倍。
“我了解植物,觉得反季节生产黄花菜,技术上肯定有办法。”为了进一步了解黄花菜,刘国琪把搜索引擎里关于“黄花菜”的所有结果浏览了一遍;他还下载了黄花菜相关的所有论文;很快他想到了解决办法。
除此以外,他为了确认市场方面的信息,还去北京最大的批发市场跟菜贩子聊;跟网上做黄花菜电子商务的人聊;还去几个黄花菜产区访问农户,各方面寻求第一手信息。
在这种地毯式的信息搜集和行业研究过程中,刘国琪还发现,黄花菜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作物物种,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萱草类植物被认为是中国的母亲花、忘忧草。但这样一个营养和观赏价值都很高的物种的种植水平,在中国200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而美国人1940年代从中国引入少数几个野生品种,现在已经培育出3万多个观赏品种并形成了成熟庭院花卉产业。
刘国琪为中国的黄花菜产业水平之低而吃惊,也为自己找到一个绝好的现代农业切入点而欣喜。德国的奖学金批下来时,他已经在海南租了30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