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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想要更进一步,应该怎么做?为此,或许可以看看著名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思路。余先生70年代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后,便主要用中文写作,英文论著一般是概述中文论著的大旨。曾听一位美国学者抱怨余先生“不遵守学术规范,我们写的文章他都不引”,可见他的研究风格和取向与美国学者很不相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余先生获得卓越成就和崇高声誉,2006年,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我想,用中文研究,意在从传统中国提取问题;以英文撮要,是要将中国学术引入西方,作为公共资源解决西方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尊重。这是余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从本国研究中提炼他人无法提出的问题,总结方法,形成理论,产生真正包含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学术成果;如果这些成果能够被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吸收,介绍给所在国,被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利用,研究各自的对象国,那么,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文学术才能真的实现国际化与主体性,为人类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在做此畅想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文学术国际化和主体性的最终实现,需要以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形象的改善为背景,并与这些因素携手共进。在此进程中,我们的大学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学术现代化打下的良好基础,脚踏实地,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与研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一味盲目地上马新项目、打造新工程,朝三暮四,不停折腾,最终可能会断送中国大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