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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早岁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随之又执教翻译课于“天府之国”的高校,历时五载。尔后长期从事《红楼梦》研究,成了驰名中外的红学家。这样一来,他与外语,特别是翻译的缘分看似一刀两断。孰料藕断依旧丝连,老人家到了晚年居然亮出了许多独到的翻译理念。笔者将这些理念细细揣摩,认为可以梳理为三点:一是翻译为一大难题;二是译者必须为双语精通者;三是信达雅与真善美可相为对应。在论及翻译大难题时,周汝昌指出:翻译的“任务是解决语文’矛盾’,而这种矛盾藐视语文’互换’,实则处处涉及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最深层的差异,精神活动的不同感受与表达。乐观者以为有了翻译万事大吉;悲观者则十分‘痛苦’──甚至怀有根本否定可译的主张,有点儿’泼冷水’的味道”。周汝昌复取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的说法加以印证。鸠氏云:梵文之美,本无法迻译,一经转成华文,便俨如“嚼饭哺人,不惟失味,且令人呕秽”。显而易见,鸠摩罗什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翻译悲观论者,“笔下不能不译,心里却彻底消极:翻译本是不可能的事!”然则一旦取消,人类便无法沟通,故翻译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其中“日常生活、一般文字、简单事实,可靠翻译传达沟通了解。至于文采、智慧、高层哲理、微词妙绪……那靠翻译是无能为力的”。由是观之,翻译的的确确是一个大难题。不仅周汝昌作如是说,就连一向自以为科技顶尖而傲视亚非拉诸邦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
其次是译者的素质。周汝昌认为:说到根儿上,真够个翻译者,必须做到精通所译双方语文,“知己知彼”才行,不然靠查词典找“对应字”,生造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便胆敢译“世界名著”,结果不但糟蹋了名著,也污染了纯正美好的中华语文。周汝昌仍以鸠摩罗什为例,认为这位大师梵文造诣之高自然无可怀疑;而华文水准恐难与马班韩柳欧苏诸公比肩。其所译佛典仅粗达大意而已,实无文采可言。先生的用意十分明瞭,即译者掌握原文务求上乘,同时对译语的驾驭亦应出类拔萃。在论及信达雅与真善美的关系时,周汝昌指出:“信,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即是真;“达,传译表出了原文原义,而不浮光掠影,不隔靴搔痒,不似是实非”即是善;“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仅‘可读’,而且令人有审美享受,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即是美。周氏尤进一步说明:信是老子的主张,正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语中的美是指“粉饰造作的假象”);达则是孔子的主张,即所谓“辞:达而已矣”。
最后,他斩钉切铁般地强调“这都是翻译的核心要害”。人所共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名目繁多的西方翻译理念争先恐后地向中国涌来。初闻之下,确实令人感奋不已,颇有“海外陡闻更九州”之概。久而久之,便有些使人迷茫乃至疑惑了。今反观周汝昌的这些翻译理念,虽不离孔、老之说和信达雅、真善美一类熟词,但却能予人以温故而知新的启迪,犹如金针度人一般,可助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运作中提升技艺,炼出精品,正如宋人戴复古所云”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