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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议中的周汝昌
周汝昌治学以诗词理论及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后从事曹雪芹及《红楼梦》研究。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外,他还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石头记会真》等数十部专著,可以说是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
不过,红学的争论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周汝昌研究红学用的是史学考证方法,既与乾嘉学派在近代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又直接得力于胡适的实证派。1982年周汝昌发表《什么是红学》文章,提出“红学”包括“四学”:即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的基础,引起了红学界的一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他在八十大寿时赋诗一首:“回眸五十费年华,惭愧人称红学家。遍体鳞伤还是我,一心横霸岂由他。入宫见妒非描黛,依阁相怜似枕霞……”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评说者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汝昌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不仅仅属于他个人,透过他大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治学之路,可以透视出中国传统治学的方法对当代红学研究的影响(郑铁生语)。不过,红学之争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更是一个名利场,还涉及话语之争和利益之争。
当下的红学依然是显学,形形色色的红学读物让人眼花缭乱,但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绕过周汝昌的。周汝昌几乎还是用毕生的生命在研究红学,这一种精神实为难得而又可贵,不免让人感叹,倘若学者对学术的追求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学术研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丑闻”吧。“我既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为了谦虚,把我自个说得一文不值,何至像某些人评价,他别有用意,除了骂街就说难听话,这个我都不论。一文不值不行,那不是真话,说我怎么怎么好,老王卖瓜也不合适,事实上我也没那么了不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如此说道。这反映的是在学术之争中的无奈。
晚年的周汝昌身体和视力不佳,但思维依然活跃,靠录音整理一直保持创作。就在去世前一周,仍在修改构思。今年春天,他还为自己的新书签名,仅凭摸索,字写得依旧苍劲、漂亮,但与早期的笔迹已经截然不同,更像是一道符,守护在他心爱的红楼书的扉页上。有客来访时,周先生也依然带着他那标志性的笑容,亲切的问长问短,偶尔陷入沉思,或捧起古旧的青花茶碗喝上一口茶,一会儿又会突然打破沉寂,问大家在做什么。
不久前,为庆祝周汝昌先生95岁生辰,译林出版社以古线装书的制作方式,宣纸影印《红楼梦新证》限量出版。这套书成了他老人家最喜欢的生日礼物之一。除了加盖“仙寿恒昌”的印之外,还加盖了自己的印章。冥冥之中也算他与他的红楼书最后作别吧。但这个深爱传统的文化老人留给我们的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