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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葛剑平,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技术创新能力既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推动科学进步为主要责任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进经济社会的中心地带,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动力源泉。知识经济作为信息社会的主旋律,在推动经济稳中推进的同时,也给文化教育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询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全社会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成为钱学森留给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中国之所以在近些年来出现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不正常现象,我个人认为,原因是固然是多方面,但是,中国目前的大学尚未构建起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其中,学术权力的弱化,直接影响了一所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创新能力。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过去的高校,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觉得做这份工作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的情况是,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其实,更加非常危险的是杰出人才的培养。试想,当搞科研的都想当官,还怎么搞好科研?当搞科研的都去当官了,谁来搞科研?即便是卓有建树的学者,一旦沦为学官,也难有建树。在这样的氛围中,也就谈不上培养杰出人才。
综观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以维护学术尊严,弘扬崇高的科学精神,营造和谐、自由、宽松、向上的学术氛围而名扬四海。在这样的大学里,以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特殊阶层,学术不需要依附于政府或其它社会势力,学术研究受到崇高的尊重。教授个人和集体在学术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内各级各类管理机构,保持着对学校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参与管理权乃至决策权,特别是在选举校长、聘任教师、开设课程、颁发学位等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
为此,要实现以钱老为代表的老一辈学术“大家”的夙愿,解决好“大学出大家难”的问题,真正在大学中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应尽快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构建优良学术环境的体系。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克服行政化管理弊端,明确决策权限分工。健全和完善党委会、行政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决策机构,并明晰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及学术权力的决策权限分工。党委会负责具有方向性、长远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重大事项的战略类决策;行政委员会负责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战术性决策;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学、科研、职称等学术性决策。这其中,学术委员会成员必须是国内外知名学者,校长可以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但管理人员的比例应有限定。
其次,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最后,构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和谐关系。在高校之内建立行政、学术和教(职工)代会三方并立制衡机制及互惠制度,实现学校管理、教学、学术的互动。一方面通过设立校务委员会建立行政事务制衡机制,规范行政权力。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建立学术事务制衡机制,加强学术权力,以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同时要通过教(职工)代会和学生自组织,实现对学校行政管理过程的监督和评估。形成重大决策听证会制度,畅通教(职)工的利益诉求渠道,尊重教学科研部门的学术独立,重视学生的发展需求,转变目前高校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逐步建立教学科研、行政部门和教(职工)代会三部门分工明确、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运转有序的高校治理格局。
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环境,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培养创新人才则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