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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直以来,类似上述斩钉截铁的论断,在中文里已经数不胜数了。不能说它们全无道理,但说这些话的人,至少在一个地方犯了致命错误:他们漠视了中国近三十年文化的生长轨迹,同时,也无视了今天中国的几代作家、读者对于文学认知的发展过程。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感情,恐怕是全世界文学读者里最重的。这一切,缘起于1950—1980近三十年的欧美文学译介的空缺,更缘自1980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热潮。没有人民文学、上海译文、漓江、安徽文艺、译林等众多出版社,几十年来前赴后继对诺奖获奖与入围作品的辛勤译介,绝大部分中国读者对于文学认识,恐怕还都坐在一口只有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浪漫派以及歌颂或批判现实小说等“文学冷兵器”的井里。大家甚至会把武侠、言情、玄幻、说教这些娱乐或应用读物,还视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就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但它至少代表了高水平之一。而由于这个奖项致力于表彰获奖者的终身成就,以及遴选趣味中对流行的排斥,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除了文学,还包括历史、哲学领域),都能从它的结果中窥到一些人与环境和时代的争辩,人文趣味的流变,创造者的艰辛,还有与“幸运”相伴的那种偶然、不可操控性。这些启悟,对于从三十年前才开始艰难脱离概念化思维的社科人文界来讲,实有着性命攸关的价值。同样,当我们日益面对一个充斥着无数知识膨化、信息注水可能的娱乐时代,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深处的那种冷对喧嚣的质疑和拷问,很有可能暗藏了我们自救的路径。它们的价值,与其说是作用于作家、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作用于每个有着脱离低级趣味和被娱乐化摄魂的普通人。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可以预见的人性弱点,以及个别步入创造衰落期文人和媒体帮闲的鼓噪,就全盘贬低自己同胞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只要它没有变异成丧失现实依托的狂妄和癔症。人不要老站到悲观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悲观可能是一种冷静,还可能是精神懒汉和侏儒的一种托词……(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