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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培训中心工作人员说,教委的文件对我们起不了多大作用,大家照样继续办——
围绕学生减负,从国家到地方教育部门近几年一再出台“禁补令”,但始终管不住“体制外”的校外补习班,使“禁令”在执行过程中屡遭尴尬,甚至有些校外补习机构对政府“禁令”置若罔闻。
在北京四忠培训中心,当记者提及最近北京市教委出台的“禁补令”时,一位工作人员不以为然地说:“教委的文件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大家照样继续办。你看见有哪家培训机构是因为政府禁令而关门不干了?”
“禁补令”实际上只管住了学校近几年,学校减轻了学生负担,但是校外补习班又把减下去的负担重新加上来了。一个4岁女孩的妈妈陈女士无奈地说:“除少数家长报校外培训班确实是为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外,大多数家长则是因为别人都补。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大家竞相‘抢跑’。结果,孩子和家长都为其所累。琳琅满目的校外补习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学生和家长紧紧地套牢了,而且将学校教育进一步推向了一个单纯的学业竞争怪圈。”
调查中记者发现,对于教育部门的“禁令”,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取消了补习班,孩子去哪里补习?除非,真正改革升学制度,或者取缔针对中小学升学的校外补习班。否则,孩子们的负担就无法减轻。”
政府频频出台“禁补令”,目的就是要给学生减负。但是,学生的学业负担始终难以减下去。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对此认为,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他认为,学生减负是必要的,但片面强调减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家长之所以要给学生增加负担,就是因为学生的“负担”只是表象,竞争压力才是问题的实质。而竞争的压力还是来自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以及老百姓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稀缺,只有优化教育资源,才是更好的解决途径。
朝阳区一所初中校长气愤地说:“前几年,社会上有人指责教育的产业化趋势,其实是一些人将众多从事教育培训、教育服务等机构的市场行为,误认为是教育的过错。”
政府部门三令五申的“禁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何只管住了学校却禁不住校外补习班?
监管之难,难在“姓商不姓教”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说,教育部门出台的各种“禁令”,只适用“体制内”的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虽然干的许多都是学校教育的事情,但他们“姓商不姓教”,这就决定了他们逐利的本质。即便他们没有教育部门许可的办学资质,也丝毫不会影响到营利。
据了解,当前市场上的教育培训学校和机构的管理体制,是一种“九龙治水”的格局。主管部门多头,不仅包括教育、劳动、民政、工商、农业、卫生、交通、财政、建设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而且不同的培训机构有不同的部门管理,比如虽然教育部门负责审批发放《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但面向中小学升学补习的众多机构,基本上都未经教育部门审批,而只是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在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中,也含有“教育咨询”和“文化培训”的功能。这就使得整个教育培训机构天生有了“商业”企业的性质,最终使整个教育培训市场出现了“表面上多头管理,实际上无人管理”的局面。
记者以注册一家有文化培训性质的公司名义致电朝阳工商分局,一位工作人员称,正常情况下,注册一家注册资本50万元的公司,一般只需花7500元相关费用,就能顺利拿到营业执照,进行开门营业。每年年终,培训公司只需向工商部门递交资金进出账目等相关资料,通过“年检”即可继续营业。(下转第二版)
至于培训公司对所从事的业务是否具有资质,以及如何运行等,工商部门一般没有经常性或相对固定的查验、监管环节。
目前,种类繁多的教育培训机构审批究竟是一种什么现状?据北京市崇文区劳动保障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初级职业教育机构由区县劳动局审批,中高级职业教育机构由市级劳动局审批;技工学校则主要由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劳动部门负责教学管理和业务指导;教育培训机构到底该由教委审批还是劳动局审批,主要看是否有学历教育的性质。
将审批权收归教育部门,许多难题将迎刃而解校外补习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是与“择校”并列的教育选择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是由私人支付费用的主流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范先佐认为,从私人教育成本角度看,校外补习从私人教育成本分担层面强化了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造成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在获得教育的质量和类型上出现新的不公平,而且校外补习如果只是对准升学考试,就会降低学生的创造力,有可能会对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一定的伤害;从教育资源角度讲,校外补习人为扩大了城乡、贫富家庭学生之间占有教育资源的差距。因此,政府应当利用行政、法律等手段对校外补习活动进行干预,尽量减小其对正常的学校教育及教育公平的消极影响。
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政策制定者不能采用硬性的“一刀切”办法去应对校外补习。他们的依据是,借助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筛选理论推导出,校外补习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益。
究竟如何看待校外补习班?如何有效减负?范先佐说,不管针对升学考试的校外补习活动,对经济社会以及教育发展存在什么样的消极影响,政府要确保义务教育均衡的同时,在教育治理和减轻学生负担过程中还是有所作为的——在资质认定及审批上,完全可以与工商部门联手,通过控制“准生证”,将各种针对在校生升学考试的补习培训机构,置于教育部门的监管之下。即便他们是民间或民办性质,但他们所从事的也是教育。只有这样,教育内部包括学生减负、推行素质教育在内的许多棘手难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现在,解决包括学生减负等问题之所以难有收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问题不在学校内部,而是在校外。所以,教育问题的治理需要内外兼施。”范先佐说。
据了解,对于校外补习,各国态度不一,既有严厉禁止的,也有对非主流学校补习允许、对主流学校补习禁止的,还有的是将监管权收归教育部门的。 (记者柯进李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