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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美国科研机构的‘老板’愿意回来的是不多的。”杨杰认为，以“兼职教授”方式让他们参与团队是一种最好的模式，既无需每月支付高昂的报酬，又能在第一时间运用国外最新成果进行实验研究。
虽然目前从研究成果和论文著作中还很难看出这些兼职教授的效用，但杨杰认为，他们也为同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帮助细胞凋亡中心在美国进行试剂、干细胞等高科技研究材料的采购。那些试剂一样要399美元，一次带4种，就要近2万元。他对这些兼职教授的评价很高，说如果没有他们，生科院细胞凋亡中心“会很难活下去。”
可学校对此并不感到满意。“我做的这些都得不到他们的认可。”杨杰说。
而此时，同济生科院的竞争对手———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交大生科院引进的3名人才中，有2名在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同样是“海归”，也为学校带进一个团队。
一名在同济从事生物研究20多年的老教授说，要靠兼职教授来增强学院的整体研究实力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和中国研究生的交流只能局限于电子邮件，这不是一个高效的方式。“研究还是要依靠本土、本院的科研人员。”
杨杰承认，这只是一种多快好省的方法。“问题是，我只有1年半的时间。”
在他看来，在这1年半里，同济的生命科学院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在他到任后，新的研究平台———细胞凋亡研究中心迅速建立起来，并在1年半的时间中形成了四个研究方向，癌症研究所(肺癌、前列腺癌、肿瘤免疫)和神经科学研究所。
同时，他共申报了8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同济生科院的材料显示，杨杰还是国家985二期工程的领头人；完成了生化分子生物学博士点的申请。
“要做好一门学科的建设工作是需要时间的。”同济生科院的一名老领导说，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要人拿出成果。老院长丁祖泉在同济工作了20多年，才将生科院的专业设置建构完整。所以，如果是因为杨杰任职1年半没有成果而成为其被免职的理由，那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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