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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青春
在陶理看来，简的故事，代表着小留学生中“拒绝融入”的一类。但大多数小留学生却与简不同，他们会主动尝试融入当地的校园、文化，尽管融入的过程伴随着挫折和痛苦。
一个下雨的黄昏，陶理路过惠灵顿火车站。小站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中国小留学生，抱着双肩，独自守着一个大箱子，坐在那里瑟瑟发抖。正是那一刻，她萌生了拍一部小留学生纪录片的念头。
那是2004年，陶理从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电影专业毕业不久，在惠灵顿一所主流公立中学担任留学生督导，工作是定期和小留学生沟通，听他们倾诉，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异乡生活。
“我觉得他们是格外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独自一人在异乡生活，并且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生存。这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陶理说。
据新西兰大使馆公开的材料，那一年，教育出口已经成为该国第四大出口产业。在新西兰高达17亿新元的教育出口收入中，中国人贡献了其中的8亿新元。2003年，新西兰海外留学生总数为8.2万人，其中中国学生有3万多，占36%。而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中，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占了一半以上。
陶理注意到，与以往的留学生不同，这些小留学生，大多被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甩出了“第一方阵”，有的甚至被甩得很远，但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错。多数小留学生不用为学费、生活费发愁。
而在此之前，随着新西兰几所语言学校的倒闭，以及惊爆于小留学生间的几起凶杀案和绑架案，国内媒体充斥着对小留学生的消极、负面评价。在一些人眼中，小留学生似乎与娇纵、奢侈，甚至堕落画上了等号。
陶理并不否认部分小留学生“垃圾行为”的存在，但在她看来，这只是这个群体中很小的一个片段。“做一个拾垃圾的记录者，大肆渲染一番，扔在两边的主流社会面前，这不是我的目的”。
或许因为自己也是留学生，也曾有过在陌生文化苦旅中艰难摸索的经历，回过头看小留学生这个群体，陶理充满了关切和同情。她说，拍纪录片其实是一种关怀，“自发的拍摄就是自发的关怀”。
她把这当做一种责任，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小留学生的真实生活：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有着怎样的欢笑与眼泪？他们主要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又有怎样的收获？
“要知道，青春期出国留学，被挑战的不仅是小留学生的青春，更是中国的教育价值观。”陶理说。
于是，便有了一个黑发女子，肩扛摄像机，不知疲倦地游走在新西兰一所主流公立中学的身影。尽管开始她并不知道能拍到什么，而一旦扛起摄像机，她发现故事竟像水一样自己流了出来。
陶理发现，大部分小留学生的成长，都经历过相似的4个阶段：1.思乡／封闭；2.尝试融入另一种文化；3.在两种文化之间困惑、摇摆、蚕蜕；4.回家／带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重新面对自己的母文化。
思乡是每个小留学生头一年必须要过的坎儿。陶理的镜头记录下来自深圳的17岁男孩凯(ken)的故事。
父亲节前一天，凯买了一瓶酒和一张卡片，准备送给寄宿家庭的父亲德里克。父亲节那天一大早，凯发短信告诉陶理一个好消息：惠灵顿一家中餐馆要他去做服务生。他高兴极了，一早就去见工，当天就开始工作。
下午4点30分，凯终于结束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长着青春痘的脸上挂满了成就感。回到家时，寄宿家庭的妈妈切西早已在厨房忙开了。“手指好累啊！”凯一边活动着手指，一边乐滋滋地与切西分享自己的喜悦，“我的工作是给客人倒茶、洗碗、端盘子。”
凯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感受与寄宿家庭的每一个人分享，包括5岁的孩子小乔。他带着陶醉的表情蹲在小乔面前，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今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1小时可以赚6块钱，干了4个小时。虽然很累，但我很为自己骄傲。知道吗？小乔，等你长大了，也会拥有属于你的第一份工作。”
小女孩面无表情地看着凯，她看上去根本不知道凯在说什么。
与大家一起吃过晚饭，把礼物送给德里克后，凯回到自己的小屋，拨通了爸爸的手机。可爸爸正在出差途中。信号不好，于是说了几句便匆匆挂断。
放下电话后，四周忽然变得静悄悄的。凯把电话卡在手中揉来揉去。就在那一刻，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恍惚中，他又把电话拨给了妈妈。不巧，妈妈刚好也不在。
凯放下电话，却抑制不住思亲之情。待再拿着电话，眼泪“哗”地涌了出来。
凯站起来，决定摆脱伤感的情绪，于是回到客厅里。切西关切地问：“和爸爸妈妈联系上了吗？”
凯勉强笑笑。这时候，屋内灯火温柔，切西一家三代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凯又一次悄悄回到自己的小屋。
这时候，他的脸上充满了迷惘和失落的表情。他静静坐在小床边，双手握拢，不知如何是好。几分钟后，他再次站起来，像是掉到水里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一样重新走出小屋，试图回到那个温暖、明亮、充满“家”的温暖的客厅。
可是，当他走出屋子，走在黑黑的走廊里的时候，客厅里传来欢笑的声音，切西一家用英文谈笑的声音使他却步了。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小屋，打开电脑，将内存的父母照片一一调了出来，一个人悄悄看着。电脑里面，爸爸妈妈微笑着站在中国南方一棵鲜花盛开的桃树下，似乎正在等待儿子回家。
这时，凯突然“啪”地关掉了屋子里惟一的一盏灯，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或许完全忘记了陶理的存在，但也许，正因为有陶理在黑暗中的陪伴，才给了他一个肆意宣泄的机会和理由。
哭过之后，凯站了起来，打开了灯。他恢复了常态。
“他让我想到一个词‘isolation(隔绝)’。在别人的文化里，融入常常是片面的。”陶理感慨。
在陶理以后的镜头里，凯已摆脱了思乡的情绪，性格上经历了一个清晰的转变过程：越来越开朗、活泼。一年后再看到陶理拍的这个片段，凯笑得前仰后合。陶理说着，自己也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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