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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前面对我国中学(高中)文理分科百年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时间维度而言是分多合少、以分为主。在前一段时间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提出高中文理分科是一个“存在即合理”的问题。那么,您认为现行高中文理分科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田慧生:简言之,是高考,亦即我们实行的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开始采用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从1954年开始,高考分文、理两大类设置考试科目;1956年又分为三大类:理工类,农、林、医科和体育类,文、史、政治和财经类;1964年又分为文科、理工农医两大类。由于这一时期高考基本上采取文、理分途的设置,为应对考试,高中阶段实行文理分科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考试科目仍采取文、理分设科目,高中阶段文理分科的现象也就延续下来并且愈演愈烈。
记者:虽然说高中文理科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是分多合少、以分为主,但毕竟还有过合的时候。其间,是否有过关于是分还是合的争论?各自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田慧生:当然有,而且可以说关于高中文理是否分科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说,1909年学部在奏请实施中学“文实分科”奏折中陈述的理由为:1.就学生毕业所升入的高一级学堂而言,本有文实之别;2.就学生本身而言,有志趣、个性的差异;3.就制度来源而言,文实分科有本国传统和他国制度为依据,即“远稽湖学良规,近采德国成法”。
再比如,1915年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中称:“现行中学校制,各科并重……而于造就社会中坚之人物与高等教育之预备,均有不能独到之处”,因而要求“中学校分为文科、实科”。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相当激烈的批评。1916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年会通过《中学教育改良办法》案称“创文实分科者,是更甚其预备教育之意,与中等社会普通应用相去甚远,毕业生之位置,除升学外将一无所有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学教育界对文实分科则多持赞同意见。
1922年出台的“壬戌学制”明显仿效了美国的“六三三”学制和综合中学制度。分科即区分主攻方向,选科即选修课程,兼备升学预备和职业训练,可使学生根据自身需要在教师指导下选择方向和课程,自由发展个性和能力,探索各种可能。
记者:对于中学(高中)文理是否分科,从历史上看也是意见不一,且各有理由。同时,人们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到外国学制的影子。如果我们把目光停留于此,则肯定是不够的。那么,您认为高中文理科分与合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田慧生:高中文理科分与合的背后是高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国民教育(也可以说是基础教育)还是升学预备之争。比如,民国初年公布的《中学校令》明确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国民教育面向的是大众,着重普通知识的教育和国民道德的养成,中学的目的主要就不是为造就专门人才而作预备。既然要扭转以往中学以升学为归依的倾向,而取消基于应对升学而采取的文实分科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再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颁布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中学的主要任务是为高校和生产建设输送人才。实际上,为满足国家工业化的要求,高等教育成为重点发展的对象,而中学则主要承担了为高校输送人才的任务。尽管上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在有关文件中强调指出:“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不仅要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当前还要着重注意为四化建设培养大批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但是,在实践当中,为高校输送人才作为普通高中的主要任务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政策的推出,上普高、考大学更成为众多学生和家长的首选,高中文理分科自然成为满足这一需要的现实选择。
关键是高中定位问题记者:在前一段时间的讨论当中,有学者作了一下初步分析,高中教师、学生及家长赞成维持现状的多,大学教师和教育研究人员则倾向于取消分科,出现了所谓“当事者”赞成分科、“旁观者”主张取消分科的情况。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田慧生: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就自然不同。作为“当事者”,即高中教师、学生及家长考虑更多的是升学、升学率和课业负担问题。对升学、升学率的追求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已成为普遍存在于我国普通高中的不争的事实。如果高中不分文理科,可能会使本已过重的课业负担变得更重。作为“旁观者”,即大学教师和教育研究人员等则更多地从人才培养、学生整体素质提高出发,故而认为高中不分文理科更加有利于为学生打下比较宽厚的学业基础。
记者:当然,在高中文理分科问题讨论中也不乏跳出以上思维“框框”,从基础教育的时代使命、树立基础教育新的质量观以及基础教育应该给学生提供怎样的知识基础等方面,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真知灼见,能够带给人们诸多启发。其中,高中文理分科与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关系问题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从高中教育改革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高中文理分科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田慧生:通过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自清末引入中学制度以来,高中即作为高等学校之预备而存在,主要目的是为高校输送合格人才。文理分科作为应对高考的方便法门,其实无力承载过多的毁誉。分科抑或不分,非此即彼,恐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对普通高中重新进行定位,同时要对高考制度和课程设置作相应调整。如果仍把高中作为大学的储才之所,高中将不得不继续追随大学,采取一切手段和可能迎合大学的选拔。而如果能将高中真正确立为普通国民教育性质,真正视高中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阶段,淡化高中升学预备教育的色彩,大学以高中毕业生的通识教育程度作为自身专业教育的始基,同时政府和社会不再以升学率作为考量高中教育的最重要的标准,围绕高中文理分科问题进行相应的、根本性的、能够切实承担起素质教育重任的改革才有了必备的前提条件。
此外,从历史上看,任何改革包括围绕高中文理分科而进行的改革,都是需要具备一定客观条件的;任何不顾客观条件的改革,也是难以取得满意成效的。比如说,1922年出台的“壬戌学制”,应当说是一种基于学生个性和能力发展考虑的较为理想的制度设计。然而,这一设计一方面对高中在师资、设备、教材及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未充分注意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传统惯性下学生对升学的渴求,在实践中效果并不如人意。
在目前我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逐渐进入普及阶段、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我们期望在不远的将来高中教育能有一番大的变革出现。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国家里,我们所期望的不是又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整齐划一的剧烈变动,而是允许存在不同形式、经过充分博弈、可能缓慢但却坚实的进步。这种变革和进步应该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教育权利、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下的,同时是渐进式的和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的。 (本报记者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