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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初期的1950年，到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新中国成立后能够完完整整从小学读到大学的，算来算去，恐怕也就是我们这一茬人。我们虽然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毕竟还是时代的幸运儿。
愤怒出学子
四十六年前我十九岁。高考正赶上困难时期，教育大调整，全国只招20多万人，录取率十之二三。同学们都很紧张，我倒无所谓。考场设在县城一所中学，晚上在教室里并上书桌当床，枕块砖头，竟然睡得很香。由于没压力，考试发挥还算正常。填志愿时，才知道全国有那么多高校，分不清哪个好，只知道南开出了个周总理，所以就填上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家人和我都没怎么高兴，反倒发起愁来。家在苦海沿边(离新发现的南堡油田不远)，全家5口多人(奶奶轮流供养)，全靠爸爸哥哥下地挣工分养活，年终分配每个工5角左右，只够口粮钱，拿什么供我上学？我说，那就不去了。家人也未置可否。开学都几天了，我还在领着弟弟到地里挑野菜，为全家充饥。想不到一天我们的野菜被邻村人抢走，说野菜是长在他们田里的。这不是断人生路吗？愤怒出学子，我一咬牙一跺脚，背起行囊踏上了求学路。我一辈子都要感谢这位“强盗”，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没有家人送行，我背着行李辗转到唐山，坐上去天津的火车。我的衣着行李，全是妈妈手纺手织的全棉土布，现在看来很时尚，只可惜超前了近半个世纪，就显得有些老土了。快晌午时下了火车，坐上有轨电车到了八里台，肚子饿得咕咕叫，买了一斤粮票的大饼，没等进校门就全被消灭了。报到后又到食堂吃午餐，我终于实现了几年来的最大愿望——吃上一顿饱饭。
精细过生活
好在那时上大学国家几乎全包，不交学费、住宿费，自己只掏饭钱、书本钱和零花钱。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发助学金，享受助学金的面儿很大，农村来的孩子几乎多少都有份。我是二等，13.5元正好是伙食标准。食堂实行发卡包伙，粮食定量，男生每月33斤，女生每月30斤，菜是中、晚餐每人一马勺。
出嫁的二姐是小学老师，从每月30元工资中抠出10元供我。每当假期回家，老爸总是责怪我花钱太冲。其实我还是很节俭的，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袜子脏了自己拆洗，就连笔记本都是用白报本和旧讲义做成的。钱大都还是填了肚子这个无底洞。饿得难受时，就跑到八里台常青小饭馆吃一碗白菜烩豆腐。
勤勉筑学风
南开有两件事值得称道：一是教授阵容，二是读书风气。在校长杨石先麾下，聚集了数不清的知名教授。历史系当时更是名师云集的重镇，清史郑天挺，古代史王玉哲，元史杨志玖，美国史杨生茂，日本史吴廷璆……他们的课有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有的则学术性极强，听起来如天书。郑天挺先生的考据和满文，能听懂看懂的学生不多。杨生茂先生满腹经纶，却讷于表达，讲课又极认真。记得在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两节课过后，他突然宣布讲得不满意，推倒重来。就这样，我们在杨先生的率领下，又发动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教授们别看大名鼎鼎，却个个朴实得如老农，率真得如稚童，亲切得如朋友，慈爱得如父兄。记得在小礼堂的广场上，时常有专题学术辩论会。擂台上各系教授争抢话筒，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激动不已。
南开的读书风气远近闻名。到图书馆、公共教室占座位是一道永恒的风景。我们班的南炳文同学，寒假不回家，大年三十晚上，还身披棉衣冷楼苦读，连吃饭都要女友送到教室。他如今成了著名的清史专家。我初到学校时有些受不了，但看到别人都那样，也就从不自觉到逐渐养成习惯，像农民种田一样，一天不下地就怕被别人笑话成懒汉。
现在看来，大学学到的东西也许不那么多，但它教给了学生做学问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这恰恰是能受用终生的。
作者简介
马子：原名张绍祥，高级编辑。196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任天津日报编委、副刊中心主任、天津杂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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