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记者文章：《高考变革30年成败检讨》，这一篇文章值得一读，因为记者非常认真的在恢复高考30年的时候提出检讨高考的成败。文章说：“在各种‘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中国的高考在恢复不久就显示出：“高考在‘文革’前已经暴露的矛盾，考分单一标准选拔、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都再次凸显。”
《人民日报》刊登记者袁新文的文章：《高考制度大体公平》，这个结论是“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青年报社等联合主办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调查’启动，通过报纸、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征集到来自全国近4万名公众的意见，同时对江苏、甘肃等6省近20所高中的551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而做出的，对于这个调查，笔者也比较认可。
当年邓小平在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时有一句话：“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那么这30年我们是不是从完善这个制度进行改革是值得研究的。
笔者对于高考的研究已经有很久了，发表的评论也不少，而且我一直有一个很简单的观点，中国的高考制度到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3+1的考试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一个趋于成熟的制度是不是就没有缺陷了？我想不是的。如果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博弈，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要想实现制度十全十美，结果一定是没完没了。因此对于一个基本成熟的制度再进行不断的改革是很没有必要的。相反一个基本成熟的制度，把重点放在监督实施，让各方都遵守制度，这种稳定做法却能扬长避短，克服制度中的不足之处。
有的地方现在就提出综合素质评价的问题，笔者以为这是一种最有价值的评价，但是让综合素质评价现在就进入高考录取的时机尚未成熟，原因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度不高，这样做会破坏现有高考公平性。
就高考而讲，这是一个通过考试进行选拔的制度，考试是一种基本方法，分数是一个评价的依据，这个办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你怎么改动，考试这种基本办法不能改，因此，现在是越改问题越多，许多问题会变的越来越复杂。
国内出现一种思潮建议取消高考，这与高考30年中的所取得的正面成果并不相符合，持有这种主张的市场很大，人民代表有，教师有，家长中也有。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就是他们看到这些年的高考改革的负面影响太大，导致高考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这些年我所主张的时高考不宜动大手术，主张稳定这种制度，主张通过这种稳定解决好基础教育与现在高考的各种矛盾。
如果我们稳定这个制度，那么国家与所有的考生、教师、都有清晰的思路、目标和路径。这非常有利于减轻学生的负担，也有利于实现新课改提出的教育改革的目标，而现新课改与高考本来应该是目标一致的，现在变得非常矛盾，就是由于不断的在折腾高考。关于减轻学生负担已经成为教育机关、教育学者、教师、家长学生的共同愿望，但这个制度不稳定就很难实现新课改的目标，很难实现减轻学生负担。
高考的作用是为高等院校选拔学生，但这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标，现在的高考对上大学的关注有些过度，对高考中的优秀学生关注有些过度，并已经发生对所谓的“状元”的炒作，这是有害的。虽然大学教育已经初步实现大众化，但是更多的学生是暂时还不能进入大学，这说明我们对基础教育结束之后学生的分流关注很不够，以至于职业教育举步维艰。这都是过分关注高考的结果，其实进入大学的学生都很年轻，今后的路很长很长，而近日高考已经成为人生道路的决战，显然已经背离了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也导致现在在校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够好，不够刻苦。
对于基础教育学生分流的问题，应当从高中阶段或者更早一些，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前后就进行分流是更为有利。如果把整个精力都集中到高等教育，对整个社会人才需求不利，对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不利，对学生、家长也是不利，这都是过度的关注高考的后果，原因就是高考的改革过于频繁，宣传过于偏激。
作为高考这个制度基本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尽管这种公平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高考中做得更公开、更透明也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几年有许多问题都说明这个制度公开的程度依然不够，接受社会监督也不够。例如一些加分资格认定问题；避免作弊的问题乃至录取中的“以钱买分”问题都是由于缺少有效监督形成的问题，这倒是需要改进的，但是进度一直非常缓慢。以至人们对这个最基本的公平也产生质疑。教育主管机关的任务不是如何变动这个基本成熟的制度，而是要积极引导，接受监督，让这个制度在实施中更公平，公正。
我们在检讨30年的高考制度改革时要引领教育回归教育是一个“树人”事业的真谛，让教育回归本来的规律，坚持我们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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