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大批“文革”中被压制的优秀青年脱颖而出。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在原定招生计划的基础上扩招，于是各地相继出现了恢复高考后的“两次扩招”。仅1978年就扩招了11万人。
据今年76岁的江苏省原教委副主任胡星善回忆，1977年江苏省计划招生8000多人，后扩招近5000人，1978年计划招生1.4万人，后扩招1.7万人，两届合计扩招后比原计划多招了1倍。
扩招紧接着77届录取后启动，教育部和国家计委都没下达招生计划。结果有能力招生的高校就先报个总数，边招生边报计划，后来干脆先招生再根据录取结果补计划。
计划处的同志有意见，跑到招办问：“老胡，这样算什么？”
胡星善笑着回答：“人才难得，这叫先结婚后谈恋爱。”
在这句玩笑的背后，数以万计的学子圆了求学梦。
高考中断10年，工作人员缺乏招生录取经验。当时4门总分400分，江苏省招办把分数线划到200分，结果计划录取数和上线人数的比值超过了1∶2，造成了一大批落榜生。
还有许多考生高分落榜却是因为“政审”。
尽管邓小平同志在审阅招生标准时要求政审“摒弃繁琐，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但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时难以肃清。人们的思想上总认为“左”比右好，严比宽好，材料多比材料少好。于是，考生上两代的亲戚也被当成直系亲属审查，诸如：某个亲戚去了台湾，某个亲戚是资本家，某个亲戚在海外留学，这些统称“有海外关系”，还有某个亲戚在旧社会当过官，某个亲戚坐过牢……不胜繁琐。
时任江苏省高招办主任的方非在检查高分考生落榜原因时感叹：“这些材料可以拿去写小说了。”
有一名南京考生家庭出身是贫民，父亲是收废品的，政审中也未发现亲属有政治问题，可档案被退来退去，高校都不愿录取。原来材料中反映考生的母亲在解放前因贫困做过暗娼。按时间推算，这名考生当时还是大人怀抱中的幼儿，现在其母早已亡故，考生本人却因此落榜。
还有一个考生是插队知青，政审材料中有“偷窃”记录。原来插队期间，有一次知青们在田间劳动，肚子饿了，就动手采了些青蚕豆煮了吃，受到生产队的批评，不知为什么也被作为“偷窃罪”出现在政审材料里。
所幸，这些“有问题”的考生在紧接着的先后两批扩招中都被录取了。
在复查77级考生政审不合格问题时，江苏省高招办收到一名考生的来信。考生自述其父是一名老红军，1959年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被划为右派，转业到江苏工作。“文革”期间又因在《毛选》上加注不同意见，被定成反革命分子遭到处决。这名考生因此成为备受歧视的孤儿，靠社会的救济为生。可他一边捡垃圾，拣菜皮，一边坚持学习，高考时已达到本科分数线，却因为政审不合格落榜。
当时招办所有同志都认为，该考生父亲的案子很可能是错案，但招生部门没有能力鉴别，只能提请地市复查，要确定的只有一条——其父被处决后，该生有一次与同学争铅笔刀，将对方的手划破，能不能构成材料结论上所说的“阶级报复”？
因为本科录取已结束，胡星善找到当地教育局派在录取现场工作的张伟松商量，请他快去快回。张伟松一口答应。第二天一早，胡星善发现张伟松还在食堂吃早餐，就有点儿不高兴。出乎意料的是，张伟松说他昨晚已返回当地，连夜办理了市招办、市教育局、市政府领导小组三级党组织关于修改政审结论的手续。
后来张伟松告诉胡星善，镇压那位老红军的时候，他本人和许多市民在现场围观，心里又害怕又难过。此次办手续，张伟松凌晨3点叫醒了分管招生的副市长，也就是当年参加办案的公安局长，“这孩子的事，你必须管。”张伟松递上政审材料时说。最终这名考生如愿搭上了77届高考录取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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