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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国学班的开办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武汉大学“乾元国学讲堂”的开课还是吸引了公众新一轮的注意。一年上24天课，总收费达2.8万元，主要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佛教经典等国学经典课程——武大“乾元国学讲堂”和之前北大、复旦、清华开办的国学班大同小异，按照商业上的说法，他们走的是同一个“盈利模式”。
据报道，武汉大学国学班首批学员有七成是企业高层。北大历史系国学班的工作人员也称，他们的主要讲授对象是企业老总，每个月许多老总都是搭着飞机来上课。因此，有评论将国学班称为“国学头等舱里富豪与学者的饕餮快餐”是很形象的。天价国学班在全民性的国学热中，无疑是一个异类，它的异常之处在于：普通读者购买通俗历史书是对国学的平民消费，天价国学班是富豪和企业家的奢侈消费；数十几百万普通观众只能通过电视来分享易中天们，而二三十名富豪和企业家却能够资源独享，接受高校教授、学者接近于一对一的“服务”。
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曾表示，企业家听国学，对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文化修养是有好处的。但他还是拒绝了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邀请，拒绝的理由是没时间参与，愿意面对大众，不愿意面对付钱的小众。王立群的认同证实国学的市场化行为是有生存土壤的，学者们有闲，老总们有钱，供求双方借着国学的平台互取所需无可厚非。但同时王立群的拒绝态度也表明，在一些学者心目中，借着国学热开班捞钱还是一种类似于趁“火”打劫的行为，企业家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国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味儿了。
每个天价国学班的开班都会遭到舆论一致的批评，这说明国学班并没有建立在公众认同的基础之上。尽管生存的舆论环境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一些高校的纷纷效仿——利益的力量超越了高校对自身社会形象和责任的重视，成为开办国学班的一个“驱动机”。因为价格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所以除了“头等舱”的比喻之外，国学班还可以用“贵族学校”、“私人家教”等称谓来形容。在人们心目中，著名学府和知名学者都属于公众资源的一部分，如今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教育和传播的优势，将本应惠及大众的知识和文化变成了招揽生意的“稀有资源”，把本应“大众化”的国学变成了“摇篮国学”，把皆可公平享有的国学教育人为地分出了三六九等。
是不是花的价钱越高和国学教师相处的时间越长就可以实现国学知识的同比增长？未必见得，老总们都声称通过学习国学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这种升华不是用标杆可以衡量的，哪怕从前不知道孔子曾经说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而现在知道了，这也是一种提升。但这种提升未必非得花几万元天价才能实现，一名国学爱好者照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快餐化的国学教育制造了这样一个误区：和名师面对面是快速提升国学水平的捷径。可开办国学班的学校不见得能认识到，这种捷径也有可能让它的受益者对国学囫囵吞枣、消化不良。
对国学班的批评证实了国学可以在小范围内市场化，却不能在大范围内商业化。国学热涌动之初，它的魅力就在于接触的无门槛。国学班之所以能三番五次地开班，在于其在整个国学热中还仅属于个例，大众还是在用看待奢侈品消费的态度冷眼以待，如果天价国学班在社会上得以延伸，像托福班、考研班那样遍地开花且有了不同等级的价格收费的话，估计也到了大众抛弃国学的时候。
在图书销售不理想的时候，一些书店曾别出心裁按斤论价十元钱一斤卖书，即便如此也没有多少读者愿意像买菜那样用秤去秤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眼下的天价国学班在按斤论价出售国学方面却做得心安理得，媒体计算出这些国学班平均学费每天一千多元还算便宜的，如果把国学班发给老总们的书籍放在秤上秤一下的话，会发现国学会高达数千元一斤的，对把国学当家常菜吃的人们来说未免会疑惑：同样是白菜，为什么到了国学班那里就卖出了鲍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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