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标志与象征，对于经典的解读，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经典与通俗化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具体说来，经典的价值在当前最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想，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固然离不开各种因素的考虑，首先还应回到学术与文化的语境中来，而不能受商业之风的支配。
为什么这样说呢？稍微了解一点中华文化特点的人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元典文化。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元典文化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嗣后，经典的价值与作用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获得巩固与发展。至于说到经典的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分，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
中华文化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因而四书五经之类都是教人立身行事之类，兼具学术与意识形态、宗教教化的性质，倡导的是知行合一的人格，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为不同。因此，世俗化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而世俗化与通俗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通的。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作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林语堂为此在上个世纪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可见儒家的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是通俗化很强的一部书。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庄子的思想因此而在语体上采用“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来写作。所谓“以寓言为广”，即采用寓言方式来阐发其中的哲理，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逍遥境地。而《庄子》中的寓言，大量依靠对话体来加以表现，读起来文学性很强。这也说明，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的经典就树立了关注通俗的风范。因此，认为经典高不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西汉时的扬雄试图将经典玄奥化，模仿《论语》写作《法言》，效仿《周易》创作了《太玄》，现在看来，这本书真是太玄了，当时就被另一个学者刘歆讽刺为可以用来盖酱坛子，后来北宋苏东坡也批评扬雄以艰深文其浅陋。
但是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经典毕竟是经典，《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因而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比如《老子》这本书；同时经典是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有的经典本向属于上古时的历史文告与占卜之书，必然是难读难懂的，如《尚书》、《周易》，这些书当然不可能像现在的网络白话那么好懂，经典快餐化的结果便是消解经典。
还有一些经典书看上去浅显易懂，实际上韵味无穷，好读并不好懂，不过，经典的境界正在于此，所以古来一些大思想家，常常在语录体上下功夫，比如孔子与朱熹等人，甚至禅宗的经典《五灯会元》之类也是如此，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西方的哲人对此不尽能理解，比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批评孔子的思想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什么体系：“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的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真理观。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在悟性中渗透着深刻的哲理。《论语》正体现出这样的境界。因此，解说经典不妨深入浅出，但必须有着深湛的人生阅历与丰富的学识方能臻于此境，像现在的一些人本身并无多少学养而大胆演绎，虽然红极一时，但速朽亦属必然。
至于现代一些不看书、不思考的人，希望仅仅通过听讲就能读懂经典，其结果往往是矮子看戏，承虚接响，接受的多为二手货。现在人们好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经典来说，恐怕更是如此。如果因为自己不下功夫而指责经典难懂难学，这种心态恐怕只能是说一种奢望。当前还有一些商家，试图将经典的通俗化说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使我常常想起现在投机成风的世俗心态，它与学术本身没有多少关系。
为了发挥经典的文化与教化作用，中国古代历来注重对于经典解释过程中的通俗化，过去有所谓蒙学，就是将经典普及化，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循吏与良吏，非常重视用儒家经典教化百姓，风化地方，二十四史中这类记载很多。至于经典的商业化，则是现代以来才兴起的一种行当。学术的通俗化与商业化并非一回事，而且经典与学术是自律的，商业化则是他律的，二者从本质上是矛盾与冲突的。现在有人一方面大谈庄子的虚静淡泊，一方面则极尽媚世走红，这岂非对庄子精神的极大反讽？
孔子说过一句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代的贤人做学问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精神，而今天的学者则是媚悦他人。庄子中还说过这样几句话：“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庄子的原意是说，当人们用圣人的道德去权衡与纠正一些不良现象与事情时，有些人会连这个权衡与原则也偷去为己所用。当前，倡导经典本是祛除浮浅，倡导深度，然而人们也不得不看到，经典在今天已经被窃为商业牟利的手段，自身的人文深度已经消失殆尽。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而是在所谓宽容的借口下听之任之。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道德与人格精神的守护，如果这道底线都被娱乐化，俗滥化，令人深感无望与齿冷。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本来缺少敬畏感，学术文化与思想文化承担着精神信仰与精神家园的守护功能，孔子晚年退而修六艺，即是整理前人经典，守护学术，为传承中华文化而殚精竭虑，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所谓“发愤著书”便是对于这种人格精神的继承。不过，在如今俗乐过度的年度，学术这块圣洁的地方也未能幸免。既无宗教信仰又无道德自律的21世纪的中国人，其精神的溃败可想而知。当前，一方面，为了普及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经典，经典的通俗化固然是很要紧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缺少敬畏、过度世俗化的环境下，敬畏经典，守护经典，坚持学术，也许比起经典的通俗化与商业化更为急迫与重要——这就是我对于经典与通俗关系的基本看法。 (作者袁济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经典为何？经典有何？ 经典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大的文化体系创建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始祖性而不是流派性；第二，它包含着这一文化体系的基因，对该文化传统的形成，起着定型、导向的作用；第三，它是大悟性、大智慧的结晶，故内涵丰富深厚，可以作无究尽的解释发挥，所以不会过时；第四，它世代为广大范围的人群所奉读，在社会许多文化领域有普遍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共同性的文化语言。在中国，具备以上条件的经典，在儒家即是四书五经，在道家即是《老子》、《庄子》，在佛教即是《心经》、《金刚经》、《坛经》，在诸子百家即是《孙子》、《韩非子》、《墨子》、《楚辞》等。中国的思想文化可以说是在这些基本经典的基础上，通过各家各派创造性的诠释和应用而发展起来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管你喜欢与否，经典已经在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崇高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发挥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的作用。(作者：牟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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