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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顿时感到光明在前，生活充满了希望。在1977年12月临考前一段时间，大多数准备高考的青年和家长都有一种兴奋的情绪，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
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不过，我在这一年，参加了两次高考。一次是1977年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正式的高考。
与现在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考试要参加普通高考不同，当时艺术类考生的文化科目是单独举行的。我至今记得，文化考卷的作文题与画画有关，我的作文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为结尾。当时，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只招2人。我的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文化科成绩第一。但在四选二时，最终却没被录取。于是我马上转头参加正式高考。通常艺术类的考生文化科成绩都不太理想，即使马上参加正式高考也很难考上。在77级大学生中，相信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而最终走进大学的人全国很少。
我的高考故事还有另一点独特：录取的大学比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还要理想。我报文科，1977年外省高校来福建省招生的学校和专业非常少，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每个考生可以填三个志愿，我喜欢文学，志愿也只在文史两个学科中选择。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中文系。在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大，对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不敢企望厦大，将厦大放在第三志愿，是不想让志愿栏的第三格空着。
那年我的高考成绩是总分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是相当高的，在同龄人中更是很高的。大概是考虑年龄分数比偏高，且在是否服从统一分配栏中，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的缘故，结果被录取到原来我自己都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虽然进的是历史系，但还是大喜过望。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知青而言，好似鱼跃龙门。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同学们都明白，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因而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绝大多数77级大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要与高考结缘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参加高考的故事，后来的高考故事则是研究高考的故事。
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这些年来，我发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废止高考派学者辩论，阐明为什么中国应该坚持高考的道理。我还承接了许多高考研究课题。2003年，我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带领一个团队研究高考。可以说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通常一个77级大学生只写一篇关于自己的高考故事，而我却将发表10余篇关于恢复高考和高考改革的文章，并将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出版有史以来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共8本，由我自己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为基础构成，这算是我这位77级大学生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中国古代有“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有的事情过了30年再谈起来恍若隔世，但许多人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却恍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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