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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人类将面对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在探讨未来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时候，不妨听听各个领域知名人士的看法。他们虽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往往站在学科的前沿，有引领、开拓的思想高度；他们的教育背景丰富，有兼容东西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们密切关注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对社会有人文关怀的深层思索。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名人看教育》专栏，每周一期，以记者访谈的形式，介绍他们对教育发展的新的视角、理念和构想。
王大珩，1915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光学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开拓激光、空间光学、遥感、光度、色度等领域。
学生时代曾就读北京孔德小学、北京汇文中学、清华大学，194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学位。
记者：你在读书时上过名校，跟过名师，你的老师叶企孙先生就带出了包括你在内的十多位功勋科学家。能谈谈教师特别是名师给予学生最多的是什么吗？
王大珩：我生在一个小康之家，有幸受过完整的教育，跟随了许多好教师。汇文中学教过我的老师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清华的叶企孙先生更是一代名师。他们传授给我们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教我们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民族对国家所寄予的热望使我毕生难忘。因此怎样做人的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从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起，清华的校训就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至今如此－－把重视操行放在前面。这也是名师使我受益最多的地方。
记者：现在的孩子所处的环境与你们求学的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的教育怎样才更有针对性？
王大珩：3年前，我到漠河参加观测日全食的活动，我和何泽慧等许多院士都去了。一些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请我们在邮封上签名。我随口问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我给你签名呢？”她的回答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签名以后就值钱了！”
我们的后代的思想中竟装着这么多赚钱的概念，说明我们的教育有些问题。娃娃的意识形态扎根的时期，接受能力最强，有些东西形成以后长大要扳过来是很难的。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曾这样训练孩子，“苹果是哪里来的？”答：“中国运来的”，要吃中国的苹果，就要先占下中国的土地。那种“抢夺心理”很可能就埋下了坏人胚子。
我们读小学时还有一门课叫“修身”。小时候不讲究这些基本的教育，长大问题就出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有一年迎新典礼，要我参加，物理系学生会的代表讲话说：“我们这一届物理系学生的入学分数最高……”我给他们泼了冷水：“得分最高，却让父母给铺床，这样的学生不仅不可取，简直就是大学生的耻辱。”这个话还传到台湾的清华大学。大学生生活不会自理，不知道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下、在不如人意的条件下生存，也是教育的问题。
科学界有一个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剽窃、抄袭，作假，把名、利庸俗化成了违法行为，实际上等同于强盗。如此的不讲道德规则的卑劣行为出在高学历的人身上，说明什么？
我们这一代身上的“德”是时代逼出来的，不能亡国。如今不是那样的环境了，生活好了，吃苦少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陷到个人主义的凹臼里去。道德教育应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你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
记者：如果把“德”的教育排序，排第一位的应该是什么？
王大珩：爱国主义。假如一个班级的孩子与别人赛足球，问他们希望谁赢？回答一定是“我们班赢！”这是在一个集体中生活的人都该有的愿望和感情，如果连这点感情都没有，不是太可悲哀了吗？何况我们有那么高度的文化和灿烂的历史值得骄傲，那是连外国人都不能不尊重的东西。我1941年到1948年曾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有人问那时你们为什么要回国？我听了奇怪。成仿吾先生说得好：“不回国才有理由可讲，回国有什么理由可讲？”本来就天经地义。
记者：和其他方面的教育相比，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难度的确更大一些，我们该作哪些努力？
王大珩：这正是我们所要正视的事情。对新一代的道德教育不光是教育界，而是全社会的成员都随时要谨慎对待的事。它不是一时之教育，一时之运动，而是千秋万代的事情。人一生下来就会要好的大的东西吃，这是生存本能。从进化论上讲，社会进步也是从个人生存利益关系向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进化，所以“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不能对等，后者必须大于前者，讲奉献。因此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大家都有责任。( 本报记者 夏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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