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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显示,中国留学生考取美国博士的数量最多。郭之纯先生认为:中国不能将“培养博士的重担寄托在美国大学身上”,中国企业只能停留于“打工”层次,“与中国缺乏对大量高端人才的控制有关”。
在规模、多样性和质量方面,美国博士教育是非常卓越的,其基本模式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借鉴。所谓的中国高等教育(包括博士生教育)要搭上“美国的便车”,是在形象地讲中国要在规模、多样性和质量等多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学习、借鉴美国模式,从而提速高教改革。
目前,中国的博士生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无法“自力更生”地为大学造就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型的大学里,无法“自产”出最优秀的教师。因此,搭美国的便车,不是我们屈尊俯就,而是我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是中国高教解困的有效之路。
而美国的博士教育也在改革。第一,大力协调博士教育与资助者的关系,不仅能得到资助,而且保证资助者允许大学有充分的自主权。第二,要求博士教育更加灵活,塑造毕业生多样化的素质,适应毕业后的就业要求。提升学术和促进就业,两者开始并重。反观我们自己,政府资助博士教育,但赋予大学的自主权还远远不够。博士毕业生目前在就业市场上“傻乎乎”,知识面窄,视野不宽,能力不强,说明我们现在的博士教育模式太单一,只重学术提升,大大忽视了促进就业。所以,中美两国在博士教育改革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搭上先行一步的美国便车,我们能够少走弯路,获得更多的启示。
如今,部分留学人才不返国,这和中国人文环境存在缺陷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以为高薪就能留住人才,可是,如果职业环境、晋升程序和文化氛围等因素不改革,海归们还是来了又走了。国内人才外流,海外人才不返流,我们更需要关注自身的人文环境,而不要一味地用大道理去简单说教,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控制”人才的自由流动。这已经不仅仅是留学、就业和国籍的选择,是个人的权利,也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保持长久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曾经说:“一些国外的学术精英在美国大学接受博士教育,许多人便在美国学术界就业。……这不是(美国)造就精英人才的可靠手段。”可见,美国也不会把国家发展一味寄托在外国留学生身上。人才是流动的,但一个国家的教育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发展同样也不能寄托给某一特定人群(比如海归),关键还是加快建立起健康完善的教育模式,只有制度因素,才是富国强国的真正可靠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