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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机会是自己给的
细节决定成败
从新闻中我们可以读出,张孟苏偶然的一个举手之劳,却收获了意外之喜。可以说,没有张孟苏帮西南大学女老师拆雨篷这个“前因”,就不会得到意外录取这个“后果”。与其说是新加坡的大学给了张孟苏一次机会,不如说是她自己给了自己一次机会。有时候,机会离我们并非遥不可及,成功藏在细节中。从张孟苏的事件中,我们真正该思索的是:做家长的平日里是一切都替孩子代劳,还是有意让他们多参加社会实践?做老师的是培养考试机器还是让学生全面发展?我们评价尖子生的标准要不要变一下?
偶然之下的必然
新加坡老师发现张孟苏仅仅是因为一个不起眼的举动,这多少有些偶然和让人不解,但一个品德不高尚的人,一个平时素质不高的人,断然不会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勇伸援手。当然,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只是张孟苏真正可能被录取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因子,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张孟苏面试时的表现,以及她平时所获取的各项成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加坡老师这样判断一个人的眼光是理性的,也是科学的。这种现象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一个发现优点、全面了解、综合衡量、科学录取的标准。
国外大学的大胆录取
事实上,国外许多高校在录取时,都非常注重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性,其次才看专业和综合素质。他们的面试也不看你问题回答得对不对,而是考察你反应能力如何。不仅考察学生的言行,还会看平时的表现。这些大学选拔人才的理念是,培养有动手能力的学生,将来为社会提供实用人才。2006年,上海复旦附中一名高二男生赵龙顶着4米高的海浪救了一名小男孩。半年后,成绩在班内只排在第30名的他赢得了前往美国高中交流一年的机会。在面试时,3名美国考官对赵龙救人的事迹非常感兴趣。他们表示,虽然赵龙的学习成绩一般,但他的综合素质很好,尤其赞赏他的勇敢精神,认为这是一个优秀公民的基本素质,是人生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不难看出,在评判一名学生是否优秀时,不论是新加坡的考官还是美国的考官,都是把“非应试的因素”放在了第一位,而不那么看重“考试成绩”。这种招录人才的做法会让许多人“叹服”。对比之下,当有自主招生权的清华大学表示要加60分优录“少女作家”蒋方舟时,结果遭来一片非议,不少人认为,清华大学此举是在破坏教育公平。但是,对比国外一些高校的做法来看,清华大学这种不拘一格择录蒋方舟的做法就没那么值得非议了。
反思2:为何她不会因“小事”被国内大学录取?
对比中外大学不同的录取标准
如果我们提问:“张孟苏会因为助人为乐而被国内的大学录取吗?”我们的高校也许不会,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考分数依然最重要
在国内,考生高考455分就是455分,分数依然是录取的第一关卡。高考分数依然承载着太多的东西,很多人的命运仍然会因为一分、两分而被改写。“我们也没办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招生老师会这样解释。如果不是新加坡老师独特的录取方法,张孟苏也只能“读个独立学院”。
助人为乐不在选人标准之中
我们的招生老师,虽然同样也有经历如此偶然事件的几率,但因为助人为乐不在选人标准之中,即使张孟苏一百次在他们面前助人为乐,也照样可能会不被录取。
应试教育仍然占据主导
在国内大部分高校的录取过程中,最看重的首先还是学生的高考成绩,而个人素质、特长等在高考面前还没有更多的展示机会。在高考指挥棒下,高中教育,尤其是高三教育,还只能是“魔鬼训练式”的应试教育,我们培养出的大部分学生还是高分的考生。这并不是说分数高的学生素质就差,但在创新意识、思维能力、整体素质等方面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
教育观念还有差距
同一个人,不同的录取结果,这不仅是中外大学“素质教育”进程上的差距,更是教育理念上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高校虽然也在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也有意打破“唯分数论”的怪圈,但却没有真正主导素质教育,没有成为一个探索者和发现者,而只是一个坐享其成者或实惠主义者,譬如注重学生的名气,看重他们已经获得的荣誉等。也因此,“张孟苏”们当然更不可能因“小事”而获得机会,尽管她可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反思3:张孟苏的传奇能否复制?
再看我们的招生制度
从清华大学降分录取蒋方舟饱受争议,到公众读到新加坡大学录取张孟苏的新闻却表示赞同,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的招生制度。
录取神话还缺乏复制土壤
如果张孟苏的录取是真实的,那么她是幸运的,但她的传奇经历难以复制,我们还缺乏复制这种传奇的制度土壤与舆论氛围。事实上,在招生咨询会上,不乏全国各地的招生工作人员,他们就算也看到了张孟苏助人的一幕,但他们却不会作出对张孟苏面试、进而录取的决定。因为我们大学的录取制度不会如此“宽松”,招生老师也不会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如果让国内某大学仅凭乐于助人、综合素质全面,就录取一名只考了445分的考生,很多人会觉得于规则于情理都难以接受。
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步伐艰难
大学招生不能只看分数,招生制度可以灵活多变一些,这样的理念我们早已知晓,也早在实践,可是步子迈得并不宽。像蒋方舟的录取还要受到如此广泛的质疑,可见大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和改革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一刀切”政策仍有合理之处
尽管很多人质疑当前招生制度的刻板,且已经成了自主招生、不拘一格选才的绊脚石,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仍是公众普遍认可的公平竞争规则。很多人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招生模式固然容易扼杀特殊人才,但在当前的制度语境下,越是“一刀切”的政策,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小。
自主招生需要把握尺度
当前,我们逐步放开高校自主招生权,让更多素质全面、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脱颖而出。但也有人认为,如果大学招生自主权过大,相关制度建设没有跟进,自主招生权很可能成为某些人权力寻租、权力变现的工具。此外,公众质疑蒋方舟,也是因为不够信任自主招生制度。如果自主招生被社会逐步认可,不仅公众对类似清华大学降分录取少女作家的质疑声要小得多,新加坡学校录取素质全面而低分的考生也不会成为热门新闻。
希望人人都有机会
蒋方舟因文学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只是个案,张孟苏因助人为乐被新加坡高校录取也只是个案,其“传奇性”注定了没有普遍性。但让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的大学如何在招生制度上做到真正的公开、公平、公正。幸运的花不要只为张孟苏和蒋方舟开放,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张孟苏和蒋方舟,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大学招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