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聘请流行歌手周杰伦担任艺术指导，引发掌声雷动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口诛笔伐。目前看，该事件虽可谓生米已煮成熟饭，然尘埃远未落定，“‘双截棍’是否充得教鞭”仍是个备受争议的热点。
孔子以降，人们知道了“三人行必有我师”；蔡元培先生以降，人们明白了大学精神之要在“兼容并包”。从当年梁漱溟、沈从文等没读过大学者却直接教了大学，到今日专科毕业的谢泳直接成为教授，都是广为传诵的佳话。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人并不同意将同样的殊荣和包容给予演艺明星——近年来，从北大的“成龙特座教授”，人大的“周星驰兼职教授”，海南师院的“曾志伟名誉院长”到四川师大的“李湘客座教授”……演艺明星被高校“收编”的事情一再出现，但每一次都引得舆论哗然——尽管他们受聘的头衔并非正牌；尽管他们予以教授指导的学生一般都在艺术表演类专业，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学生的确具有一定价值。甚至，就连这种做法的支持者当中，也有不少底气不足者，譬如本次针对“周指导”事件的评论中，就有不少类似“要宽容”的诉求表述。
同样是用其一长，何以唯有演艺明星获称“教授”时会引起特别多的反对？这不是一种偏见吗？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要算是“偏见”。但必须看到，与其他种种偏见有所不同的是，这种“偏见”，并非绝然出自某种狭隘。这种现象，实际体现的是时下大学这个文化平台上，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乃至对抗。而在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上，这种冲突与对抗既非常有益，又不可或缺。
何谓大学？在文化意义上，被喻为“象牙之塔”的大学自诞生以来便一直都是精英和精品文化的大本营。即便在这里各种文化层面的矛盾不断发生，种种“亚文化”在不断滋生，但从本质和结果上，大学文化最应该具有的品性，便是精英和精致。大学的学术功能和育人使命决定了：真正的大学，应该是文化精魂的滋养之地，文化风骨的养成之所；大学文化，应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生活起一定的引导作用，遇有粗鄙低质的大众文化泛滥，更应砥柱中流。可以说，有了大学所滋育、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精品文化的示范、引导和对抗，相对庸常乃至粗鄙的大众文化才无论怎样泛滥都不可怕。而如果缺少了大学文化的平衡和调节，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品质乃至文明水准或许就会下滑——即便在上述这些意义和作用上，当前很多大学已程度不同地“名不副实”，然而，许多人对大学的文化使命，仍然充满了积极的想象和期冀。
与此相比，演艺明星却是另外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代表。以周杰伦所从事的流行音乐为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商业性、娱乐性、流行性和通俗性。甚至，一个明星在流行音乐方面的成就越大，粉丝越多，也许其惯于“媚俗”的嫌疑就越大。流行音乐如此，其他形式的演艺也多是如此，演艺明星所代表的基本上是消费型大众文化乃至“媚俗文化”，在本质上与大学文化之间有着巨大落差。
正因如此，人们对演艺明星这一文化角色的体认，与大学教授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便某些演艺明星才识卓越，品德高尚，但他们身上抹不去的文化标签决定了：让他们进入大学校园对莘莘学子进行教授指导，尽管从“技艺”的角度也许无可厚非，然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却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协调——尽管说，大学生喜欢流行音乐、电影等的不在少数，但人们仍然希望：这种喜好只停留于浅表，而所有大学生都能有更深沉有致的文化感悟和追求。而演艺明星登上大学讲台，则不免引发一些人的担忧：这是否象征着以消费和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在大学的登堂入室？这会不会形成对大学特有的精英文化的污渎、侵蚀乃至驱逐，最终使年轻学子在文化判断和追求方面产生混乱？
试想一下，如果周杰伦从事的不是流行音乐而是古典音乐，比如哪怕他是一个三流的钢琴家，那么他去大学做艺术指导，恐也不会惹出这么多的非议。其原因并不在于音乐水平上差距有多大，而在于其“文化形象”的根本不同。
由此，许多人对大学聘请周杰伦们难能同意，表面看来是一种“偏见”，严格说来却是在理想主义感召下的一种本能抵触，根本原因还是对大学的文化使命有着一定的想象和期冀、一种理想色彩浓厚的界定。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高校“追星”行为每每引起舆论风波的内在理由。
进一步说，这种“冲突”在当前其实还有多种表现，围绕大学的很多现象都与此有关——譬如，最近发生的“教授骂战”事件之所以特别轰动，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在人们的意识中，“教授”不仅是一种职称，更是一种典雅的文化符号，他们的粗劣言辞让人们备感意外，发生于他们之间的泼皮式“骂战”自然也就备受关注了。
存在上述这种“冲突”并不是坏事。一个健康的社会，既不可能由精英文化宰制，也不可能任大众文化一统，不同层面文化之间的融合、摩擦和冲突永远都会存在，永远都难以避免——甚至，也只有在不断的摩擦和冲突中，文化才能产生真正的活力和价值。(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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