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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眼中的两基攻坚
饭桌上，农村教师李小峰看着平鱼不动筷子，问：“这是什么？”
“这是鱼。”于禾回答。
“这就是鱼啊。”李老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年近60的于禾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艺术总监，也是报道“两基攻坚”的资深记者。
李小峰老师则来自陕西蓝田。
“对‘两基攻坚’，我有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感动。”于禾说。
太多的人，包括老师，学生，干部，都在难以想像的艰苦环境中坚守着。
普通的师生让于禾感动。
这位老“攻坚”，只要一说起李小峰，七尺汉子总是忍不住有些哽噎。
那是在2004年，于禾把李小峰请到北京做节目。节目录制完了，于禾和两个同事一起，陪着李老师到一个小饭馆吃饭，随便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道菜是红烧平鱼。“您没见过鱼吗？”于禾问。
“不怕您笑话，我只在书本上见过鱼。”说罢，没吃过鱼的李老师学着于禾的动作，用筷子戳着吃了两口鱼肉。这个30来岁的小伙子随后放下筷子，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眼泪噼哩啪啦往下掉。
全桌人的默然无语。正在这个时候，于禾点的另外一道菜——孜然羊肉也上来了。“羊肉你们在西部常吃吧？”为了活跃气氛，于禾故作轻松地问。
李老师的回答让于禾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也没怎么吃过羊肉。在我们那里，羊只有病死或者摔死，才用清水煮着吃。
晚饭结束了。“我能不能提个请求？”李老师有些不好意思，“我能把这盘羊肉带回去，让70岁的母亲尝尝吗？”
一周后，于禾接到李老师来信：“我母亲吃了这盘羊肉，说这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菜。”
在边远学校，真实的场景让于禾一次次地被震动。
2000年秋天，于禾带着摄制组来到新疆和田的于田县。为了拍摄方便，他们没有去更远的地方，只是来到县城近郊的一所农村学校。
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的境况让于禾惊呆了：房顶直接可以看到天空，孩子们的课桌坑坑洼洼。维吾尔族小男孩们带着的帽子都发灰了。老师们手里握着黄黄的东西在不黑的黑板上写板书。走近一看，原来是黄土块。当时正是秋天，于禾穿着皮鞋还觉着脚凉，男孩子们都光着脚。
于禾拿出兜里仅有的500元钱，“老师，您拿它去买粉笔吧”。
这样的学校在西部不止一所。还有一次，于禾来到贵州施秉县的石板村。当地的教育部门带着于禾与摄制组去看新建的学校，那是非常漂亮的新建筑。
“我想看看原来的旧学校。”于禾对当地的教育局长说。
局长说：那你们可要吃苦了，车过不去。
第二天一大早，教育局长带着于禾和摄制组开车来到山下，羊肠小道不能通车，于禾和同事们扛着设备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一所苗族小学：那是一个木头房子分成的3间教室，天花板上都是窟窿，墙壁上也净是窟窿。每到刮风下雨，学校就不得不放学。与很多农村学校一样，这个学校也采用“复式”教学的方法。
这里的老师介绍，一年级是个单独的年级，有40来人，到了二三年级就剩20来个人，四年级七八个人，五年级就要到乡里上高小。
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女孩走进了于禾的视野。如今正在县城上初中的小姑娘告诉他，当初一起上学的40多个同学中，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上了初中。可是让这个小女孩难受的是，由于家境贫困，自己很快连初中也上不起了。
基层的教育干部让于禾感动。
西藏江孜教育局有个土登局长，为了改变西藏地区的落后面貌，一心扑在工作上。有胃病的他喝点水都胃疼，却一直不肯去看病。最后在周围人的坚持下去了四川的医院，一查，是胃癌晚期。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热爱的土地和岗位上。
了解到土登生前曾住过半个月的医院，于禾费尽周折找到土登当初住的西藏军区总医院。一查名字，内科没有这个人，肠胃科也没有这个人。不愿放弃的于禾最后在五官科查到他的名字。一问大夫，才得知，他当初自称有慢性喉炎，是按照喉炎治疗的。
“这样的干部应该树为典型啊！”于禾向西藏教育部门建议，却得到这样的答复：我们这样的干部多的很。
于禾算了一笔账：从1903年满清政府在《学务纲要》中首先提出了“义务教育”这个名词，满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忙活了将近50年，到1949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不足20%，。建国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到1965年，基本普及了小学六年级教育。到2000年末，在全国85%人口的地区，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最后还剩下没有实现“两基”的15%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为此，2004年又提出了“两基”攻坚计划，随后的短短4年中，西部地区的“两基”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从而使我们全国的“两基”覆盖率达到了99%。
“真是圆了几代人都不能圆的梦。”于禾说：“而我之所以对‘两基’如此动情，也是因为我干过将近10年的农村老师，知道接受教育对农村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两基攻坚有多难？”
木桶的最短板是这样加长的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寄宿制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卫生、饮食方面。那些学生从小就离开自己的家庭，感情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有一些地方由于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教学设施处于闲置状态，您怎么看？”
11月26日，教育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正在介绍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完成情况。于禾——这个从2000年开始跟踪报道“两基攻坚”、足迹踏遍全国200多个贫困县的资深记者，被这两个年轻记者的问题惹急了。
“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两基攻坚’有多难？”
台下的人一片茫然。对更多的人来说，“两基攻坚”就是一个书面概念。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李天顺向大家描述了一组设备是怎么运到学校的，以介绍攻坚战役的艰难。开始用汽车，汽车走不动了，卸下来，用马驮着走，马走不动了，前面一条大江，大江上面只有一个铁索，于是把设备卸下来，把马从铁索上运过去，然后把设备再运过去，人过去以后，把设备放在马背上再重新出发。
截至2002年底，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已达91%，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也达到8年。但是，西部12个省区“两基”人口覆盖率的平均水平仅为77%，西部还有410个县尚未实现“两基”，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仅为6.7年。
这410个县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有个著名的木桶理论：一个由许多块长短不同的木板箍成的木桶，决定其容水量大小的是最短的那块木板。
对“两基攻坚”来说，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410个县就是那块“最短板”。
教育部财政司副司长田祖荫解释了这410个县之所以成为“最短的木板”的原因。
首先，这410个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教育基础薄弱，其中有贫困县215个、少数民族县309个，边境县51个。而且，这410个县覆盖3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涉及8300多万人口。这些地区的“两基”目标若不能尽早实现，将成为制约我国义务教育水平整体提升的不可忽视的瓶颈，并影响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
其次，当时全国尚未脱贫的3000万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这些攻坚地区，不少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不超过1500元。此外，还有诸如少数地区没有文字、当地人民群众不懂汉语，“双语”教学师资严重不足等诸多因素影响目标的实现。
比如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居住着傈僳、独龙、景颇、纳西、彝、怒、白等20多个民族，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山上，讲着不同的多民族语言。解放前夕，文盲率高达99%以上，60%的人口属于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地区。攻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最后，这些地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多为高山、高原、高寒、荒漠和半荒漠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办学成本、就学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这是一块公认的“最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啃掉这块“硬骨头”，田祖荫介绍，三个方案几乎是在同步进行：
第一步用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解决西部农村地区学生“进得来”的问题。从2004年开始，中央用四年的时间投入100亿元，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学校。这个工程的实施，满足了195.3万新增学生的就学需求，满足了207.3万新增寄宿生的寄宿需求。
第二步就是用“两免一补”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解决好西部农村孩子“留得住”的问题。
第三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解决西部农村儿童学得好的问题。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启动，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农村学校任教。2006年，有1.6万多名大学毕业生充实到西部地区260多个县2850所农村中小学校。2007年，全国招聘特岗教师约1.7万人。
“两基攻坚”最硬的骨头还没有啃完。截至今年年底，这410个县中还有42个县，尽管实现了“普六”，但还不能完成“两基”攻坚。田祖荫说。
“从2008年开始，最晚是2010年,这42个县都得实现‘两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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