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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尊严”的中西之别
许多人以为，“师道中落”的现实应该归咎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对传统的遗忘，而西方教育理论重知识、轻伦理的倾向则使之进一步加剧。尤其是新课程改革以来，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又导致对教师权威的严重质疑，令后者处境更加尴尬甚至岌岌可危。因此，振作“师道”的当务之急该是重新高扬传统旗帜、高调倡导“师道尊严”，舍此别无他途。然而，传统究竟是怎样的呢？
《学记》上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看来，把“师道尊严”解作“为师之道，首在享有尊严”实在是既失之含糊又失之偏颇。“严师”与“尊道”，并非天然一体，而是一体两说。“严师”是表象，“尊道”才是原因。尊敬老师，原本出自对“道”的敬重。所引上文“师”与“尸”(主祭者)并列，可知这里所言“师”者，乃道统之化身，绝非今日之“教书的人”。他们掌祭祀，通卜问，上知星相历法，下晓地理人伦。他们是“天”的代言人、“道”的传达者、“礼”的示范者，是所有神灵与祖宗的现世使者，涉及现实世界一切应然的规则秩序，莫不归诸其身，由他们来行使合乎先王与上天的“最后解释权”——为师如此，敢不敬乎？基于这种“真理在手，重任在肩”的自豪感与使命感，才有历代中国教育者厚实的底气和干云的豪情：如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旷达；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自信；如司马迁“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渊博；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狂狷；直至近世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凛然……正如钱穆所言：“故中国后世乃教人以尊师，不教人以为师自尊，其旨义深远矣。”何故？敢为师者自有道，无须向人乞讨尊重，亦不必刻意强调自尊。古时为师者，似乎较少“斯文扫地”的危机感，因为他们追求的境界是大师，即“大人之师”。
身处今日世界——这个“祛魅”后的世界，这个宣布“上帝死了”的世界，这个一切“万人敌”式的王者之学无不遭遇全面“解构”的世界——中国教育如何回归远古“师道”的黄金时代？我们固然不可淡忘古人崇高的理想，但是通往理想的地图呢？若空怀壮志却两眼一抹黑，岂不徒然身被“狂童之狂”的讥嘲？既然祖先未及给我们指出通往目标的现实路径，那么，何不看看邻居如何举步？凭什么就认定我们有过的他人必然没有，或者，即使有也未见得和我们一般精妙？事实却往往是，在接受先祖的感召之后，我们更有必要寻求他们的启发。例如，以下关于“师道”的“西方阐述”：“我们从一位伟大的老师那所‘获得’的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知识体系或一组技巧，还不如说是这位体现和代表知识的老师的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就是他所教授的知识。一个数学教师不仅仅是碰巧教授数学的某个人。一个真正的数学教师是一位体现了数学、生活在数学中的教师，他就是数学的某个人。”(马克斯·范梅南《教育机智》P99、P104)
“……学校肩负着使知识人性化的责任。他们思索的是要通过怎样的组织和传授，才能使全体人民都获得知识和智慧的工具。这是对教学的核心要求。”(古得莱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P133)
在一个消失了“哲学之王”(自然也包括“教育之王”)的世界，现代西方教育思想家们承接自苏格拉底以来“知识就是德行”的人道主义传统，融合教师的现世人格和有限知识，为传统师道的现代复兴规划了新的道路：经过教师自主的专业化发展，成为知识的人格化象征，最终赢得学生的爱戴和社会的敬重。应该看到，这里不仅不存在同中国“师严道尊”传统的对立冲突，更多的恰恰是互为阐发、互相辉映的内容。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谈艺录·序》)——诚哉斯言！
对待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应审慎
在没把家底儿真正摸清楚之前，要想“数典忘祖”实在都很困难，人们甚至都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所“数”何“典”、所“忘”何“祖”。因此上文的比较想必还不具备领受此类指责的资格，它所道出的，只是一个寻找现实中解决本土教育问题方案的思考者个人的真切感受：自杜威以来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确实包含更多能够称作“科学知识”的东西，至少就思路而言，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更富有创见，更具备解决当今人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的普适性。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由于缺少科学知识应有的范式，显得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正是前者何以常常令人感到“好用”和“顺手”的原因。这里丝毫没有要“轻描淡写”地对待传统教育智慧的意思，更不敢存“要把自己的文化先弄成一片废墟”的叵测之心(即便真有，想来也是枉费心机，因为思想文化潮流很少有按个人意志勃兴或衰竭的例证，应运而生才是思想嬗变的特征)。恰恰相反，如果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要真正成为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如果要给当前教育改革面临的各种问题找到真正富于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那就应该无分古今中外，平等、审慎地对待所有堪称智慧的思想——“平等”，即免于情绪化色彩、“阴谋家假设”和各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欣然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但凡思想，终归属人的创造物。既然属人，那么谁也不可能垄断真理或独占谬误，故大可不必一定要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划出标志清浊的界线；“审慎”，即实事求是地还原思想的本然语境，避免任何未经仔细辨析的、号称包打天下的“答案”。说到底，对中国的病究竟投不投外国的方？而未见其功，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压根儿就没看明白别人的说明书？或者，是我们拿了西药直接扔进砂锅里熬的缘故？另外，古时的方，是否就一定对今天的症？谁敢说如今这病理、病象就必然一如古往？谁又敢担保手头这张古方并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所有这些，皆须条分缕析、沿波讨源，哪来简单的Yes或No！
“平等”是基本视角，在此基础上，要紧的是“审慎”。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而未经审视的文化命题尤其值得反复推敲。我们固然不可做“洋奴”，唯西方马首是瞻，但我们又岂可当传统思想的“票友”，台上随便一个“抖手亮相”，底下就习惯性地爆喝一声“好”？传统的光环过于炫目，以致我们不得不紧皱眉头才能看个究竟。“吾犹昔人，非昔人也”，越是那些似乎无须再度阐释和改造就适合今天的“大词”，越是需要小心考证。
进入21世纪，不同国别间的文化影响更加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要想在今天找到一种中国独有而西方阙如的思想，其难度恐不亚于找出一团只有中国人呼吸过而尚未被西方人分享的空气。实际上，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第一本《教育学》的译介开始，就走在一条“由仿造开始、历经改造最终达到独立创造”的长路上，我们无法摆脱同西方(实际是日本、欧美和前苏联)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知道洪堡，就不能深刻理解蔡元培；不提杜威，就不能很好理解陶行知。若撇开西方渊源，我们几乎就说不清开放国门之后中国教育思想的流变；另一方面，大大方方地把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先进的理论当作背景，对传统的“经”与“典”重新诠释、重新解读，倒能够学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思想，深刻领悟其特殊的结构和语境，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上面例举的“师道尊严”即是如此。更多的，如“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小国寡民”、“少则得，多则惑”、“心外无物”，等等，莫不如此。
我们今天大致还处于“改造”的阶段，“改造传统适应现实”和“改造‘西学’适应中国”依旧是长远的主题。古今交织，中外互渗，故须再三审慎。所谓“审慎”，就是不唯古、不唯洋，不过敏、不过激。小心谨慎，在还原本然面目的基础上，研究出中外思想中对当前教育有启发意义的部分。(方助生)(作者单位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教师培训与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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