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明太祖实录》卷106)
除了政府官员要大力抓教育以外，朱元璋还要求直接担任教育工作的各级“教师”必须负起责任。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任命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的生源一部分是公侯、功臣子弟，一部分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来的有才华的人，因此，对这些人的管理有很大的难度。朱元璋对吴颙说，要搞好教育必须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学校就无从效仿。意思就是要大胆管理、严格教育。(同上，卷144)然而吴老先生却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任祭酒不到一年，因为治纪不严，放纵不爱学习的武臣子弟，朱元璋就把他罢免了。(同上，卷151)
朱元璋认为，教育不仅是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从事教育的人要关心时事，关注国计民生。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全国各地到了任职年限的学正、教谕、训导(不同级别的教师)进京考绩，等待升迁。朱元璋借机向他们询问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其中岚州(属山西)学正吴从权、山阴(今绍兴)教谕张恒都说不知道，声称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只是教书。朱元璋听罢十分生气，举了宋朝儒士胡瑗的故事，并说，圣贤之道是用来济世安民的，你们连民情都不知道，天天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被流放到边疆去了。(《明史纪事本末》卷14)
其实，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是，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国榷》卷6；《明通鉴》卷6)
显然，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付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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