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小山村的肖美元至今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娘家村子里的一个高中生考上清华大学后，除了路费，基本上没从贫寒的家里拿走一分钱。
但是，她的儿子在1997年考上湖南省一所部属大学后，拿回来的录取通知书上印着的数字，却让这个家境一般的家庭开心不起来了——学费2800元，住宿费600元。“刚进校，杂七杂八的费用一共交了4400多元”。由于上大学远远在她知识范围之外，所以她心存怀疑地问儿子，你是不是读的自费，还是学校层次太差？
儿子告诉她，既不是自费，学校也不差，交钱多是因为“并轨”的缘故，至于什么是“并轨”，儿子说“就是不分公费自费，都要交钱”。
这不由得使她无限怀念起以前的大学，学校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国家包着。大学不仅不向学生收学费，反而还要补贴学生的伙食费和其他开支。
事实上，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儿子上大学的前一年，这所大学的学费也就16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才渐渐驶上了快车道。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善迈教授统计，1993年至1997年我国高校学费增长率为27.65%。但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学费增长至2769元，比1998年增长了40.3%，学费也占到了当年全国公立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13%左右。随后，学费以每年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速度一路飙升，直至2000年的生均学费达到了5000元上下。住宿费也有所增加，两三百元的宿舍几乎都涨到了千元左右。
由于贫富分化、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多数家庭对支付高校学费感觉吃力。《高校学费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柴效武就表示，大学学费确实应当考虑家庭的承受能力，对于大部分一般家庭而言，培养一个大学生都是非常吃力的。“家境稍差些的，其困难程度就更不言而喻。”
江苏大学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江小惠研究员则根据2001年到2003年《中国教育年鉴》及《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学杂费占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百分比从2001年的153.75%，增加至2003年的173.98%。她表示，如果再加上吃饭、穿衣、学习用品等，占的比例会更高。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曾以《一个农民干13年才能供1个大学生》为题，算出按照200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水平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4.2年纯收入，农民需要13.6年纯收入。
除此之外，大学学费还有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如，同一个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学费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再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学费反而低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校，像2002年江苏省(文理均为4600元)和浙江省(文科4000元至4800元，理工科为4400元至4800元)，就低于陕西省(文科3500元至4950元，理工科为4500元至6000元)和甘肃省(文科为4200元至5400元,理工科为4200元至4800元)。
在许多家庭感觉对大学学费难以承受的时候，国家的资助体系却并不完善，能获得助学贷款的贫困生非常少。武汉某高校一名2004届的本科生回忆，当时他递交了好几次助学贷款申请，并且多次到系里找老师反映家里的贫困情况，却始终没能贷到款，因为贷款给了比他们家更贫困的学生。
需要指出的是，资助政策近两年得到了显著的完善。
从2000年开始，大学学费成了社会猛烈抨击的对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曾多次严令不准涨学费，2002年新年伊始，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就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当年大学的学费、住宿费不准提价。通知要求，当年高等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要继续稳定在2000年规定的水平。学生公寓住宿收费标准控制在每生每学年1200元以内。
但事实上，虽然多个国家部委作出努力，但对于学子们而言，他们的支出在这些年来，却还是不知不觉地增长了。
江小惠认为，高等教育为准公共产品，在高等教育筹资方面，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是没有问题的，但必须考虑两条原则，一是利益获得，二是能力支付。“利益获得”指谁从教育中获得利益，谁就支付相应的教育经费，“能力支付”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利益的，都应按其能力大小提供教育经费。
她认为，应分层次划定公办高校的学费标准，“鉴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不能普遍提高学费标准，分层次的含义主要指提高一些层次高、教育成本高、毕业后个人收益高的学校及专业的学费，使高等教育经费得到合理补充。”
柴效武则认为，应增加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他表示，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直都是欠债的，但扩招以后，扩大教学基础设施要钱，引进大师要钱，大学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国家财政拨款给的数字不够，而高校其他方面获得经费支持的能力也很差，就只能靠学生学费补充了，“但中国高等教育不能依赖学费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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