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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的“不允许大学生校外租房”到2005年的“大学生校外租房不再禁止”，再到2007年的“原则上不允许大学生校外租房。”教育部的“禁租令”从紧到松，这一次的消息加上“原则”二字，令人感觉不温不火。这一次的反应分外平静，是平静？还是漠视？
安全系数高房子很抢手
时至今日，“空巢”寝室已不是少数现象。从7月8日开始，记者分别走访了四川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张鹏程说，班上31个人，24个男生中有10个出去住过，7个女生有4个出去住过，“至少都是半年，长的有两三年。几乎每层楼每个寝室，都有空床。”
7月9日上午，张鹏程带记者到成都理工大学后门，绕过一个小花园，在一片红砖的旧楼中穿过，抵达一栋楼3楼的一个一套二房间，客厅简单，有一张沙发，一个饮水机。一个长发女孩站在客厅招呼记者吃桃子。
“这是我室友，研究生。”张鹏程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只有9平方米的房间，左边一排书柜，右边一张小床，床头一张电脑桌，两个风扇使劲地转着。“如果在寝室，还没有风扇，晚上还要断电呢。”张鹏程对自己的小天地很满意。
这个小天地是原来的教师公寓，在校内，更添一分安全。他一路指着这些红色的砖房说，“是旧了点，但对于很多顾忌安全的学生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女孩子租得比较多。房子现在仍然供不应求。”张鹏程说：除了老师家属区的旧房子，成都理工大学附近2个楼盘：彩云间和十里翠园，也很抢手。
学生像流水
堵都堵不住
大量涌现的高校“房东”，见证了这个“外租族”群体的逐年增长。“这难道还是秘密么？”在陆先生的名片上，写着“小型家庭旅馆——为方便广大学子探亲访友。”陆先生做学生生意，已经快10年了。
四川师范大学南门正对着的楼盘，幽静雅致，矗立在半山坡上。陆先生的“小型家庭旅馆”就在里面。“最先是出来看书的学生，后来是同居的或者考研的，学生像流水一样涌出来，堵都堵不住。”
小区内这套118平方米的房子，简单装修后，陆先生改装成了5个小间。“带空调房子1000元—1500元/月，不带空调的700元—800元/月，这是长租的价；短租，还要贵些，30元—70元/天。现在学生的经济条件好，可以承担这些费用，如果几个人合租，分担下来很划算。”
这俨然形成一个链条：减少了到处张贴的出租广告，没有了中介，学生想要出来住，只要在附近的小区问问，房主们在门卫那里“挂了号”，一问就知。出租屋的格局形成后，周围的餐饮、娱乐心照不宣地催生出来。
自我空间
有人认为，此次“禁租令”是教育部2005年后的又一次政策回归。但“禁租令”对于租房族而言，一直就是溪流入海，波澜不惊。它为什么被轻视？说到底，是学生们厌倦“格子式”的框架生活，极力打破按部就班的平淡生活，寻找自我空间。
外面住，想睡好久就睡好久
“2004年9月入校，10月就出去租房住了。我们是6人间寝室，上下铺、电视、饮水机，空间比较小。但总感觉不行，就搬出去了。学校所在的小镇，农民提供租房，很便宜。在外面住，想睡好久就睡好久，没人管。寝室收费照样交，2004年、2005年、2007年，这三次出通知，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发现校外租房住，老师还是要喊回来住，就算你不听劝告，也不会受处罚。”大四学生刘佳说，“禁租都是为了安全问题，如果学校逗硬，我肯定不出去住了，但是还是肯定有人出去住。长期以来，不怕处分的学生多着呢，就看学校管理的力度够不够。”
刘佳说：“大三大四是标准的4人间了，条件很好，除了空调基本上都有，很多同学也搬回来住了。”大学生校外租房大致有三种原因：一是与恋人同居，二是想有一个宽松的学习生活空间，三是对学校的生活条件感到不满。为了环境而“外出”的学生也是增长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夏天。
受质疑，显露出我行我素
在部分学生看来，控制寝室的居住人数，部分租房的学生会停止外出脚步。“现在的理解太偏颇，一提出去租房住，就会马上想到同居？”即将毕业的朱华说：“我身边的同学，同居出去租房子还是少数，大多数是因为考研。”因为寝室和自习教室到时间要关灯，所以出去租房是可以理解的。
学生的这种“自我”，也受到了一些老师和同学的质疑。“长期下来造成集体观念淡薄，某些集体活动中，很多校外租房住的学生显露出我行我素的个性。”一位高校老师说。
屡禁不止
教育部2007年7月6日的通知中指出，“2007级及以后的新生要保证按班级住宿，其他年级在校生，没有按班级住宿的要制定计划，在三年内逐步实现按班级住宿。”“要杜绝按学生经济状况安排住房。”调查中，记者发现成都高校群，基本上是统一安排住宿，而不是学生自行选择。部分学校管理其实是屡禁不止后，干脆放任自流。
原地踏步禁令没有“对症下药”
早在2004年，第一道“禁租令”出来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中青在线合作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25％的公众明确支持教育部门的这项新规定，他们认为“学生就应该住在学校，这样也确实会安全一些”；与之相反，39％的公众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早就是成年人了，各方面都应该自立了；还有36％的公众没有明确表态，他们觉得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对待，不应“一刀切”。“如果还是采用堵的方式，等于原地踏步。”学生刘涛说，教育部的禁令没有“对症下药”。
既是学生，也是成人，这两个身份的交叉，让老师也颇为头疼。“我们有很多考虑，最主要是学生的自律性、安全问题。”一名高校老师说，学生长期在外居住，“再加上一些所谓的‘日租房’藏污纳垢，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再问起学生外出租房，校方依然觉得是一个“不好谈”的敏感话题。记者采访中，省内一些教育学者，不愿意谈这个“政策性”的话题，接触的高校老师接受采访，也只是简单归结为“个人问题”、“没有必要”和“一厢情愿”——许多大学生也表示，体谅学校的难处。
学校低调 管理上放任自流
记者了解到，成都高校对学生住宿管理一般存在两种情况：家在本地可以走读，其他一律寄宿，走读需要提交申请，并由监护人签字。“对于有实际情况需要在外面租房的同学，先由本人申请，经过学院审查批准，留下租房联系方式，家长签署意见后放行。”一位老师表示，原则上是这样要求。
“出于安全考虑，采取了夜间查寝制度，但这样也无法完全杜绝校外租房情况的发生，尤其是一些高年级学生，学校对他们以考研、找工作为理由在外租房的事大多采取默许的态度。”一名高校老师表示。
“禁租令”出来后，记者采访了三个大四的外住学生，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未收到学校的任何通知说不能在外住宿，有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不准在校外租房的通知。高校的表态低调，对于校外租房的大学生是否有具体的处罚办法也无从得知。
专家观点
高校后勤应该社会化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设定规则的确是教育主管部门份内之事，属于它们的‘自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表示：“高校学生是被社会寄托了希望的群体，高校学生外出租房的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样的关注形式下，社会的确需要一个理性的政府表态。此次禁令，并不是单方面的针对学生，同样，也对学校的具体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是双向的，是在促进协调的一个过程。”
杨开忠认为：“尊重高校学生作为成人的权利，不应大惊小怪、一棍子打死。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学生搬到校外住宿，要正视学生的这种需要。学校只是起一个监督和约束的作用，毕竟他们已经成年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随着大学扩招，一些学校学生宿舍逐渐吃紧，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也承担了一定的管理压力。”
“双方，包括整个社会，都需要一个逐步适应、协调的过程。后勤社会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在后勤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不能只是靠‘堵’，给学生创造出更好的居住、学习环境，同时应注意研究学生的心理和实际需要。我个人建议，应该多一些‘廉租房’性质的宿舍。”杨开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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