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哈佛大学历次课程改革都有侧重点，1869年的选修课改革强调赋予学生自主选课的自由；1919年的集中分配制改革强调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平衡；1945年普通教育改革强调培养自由社会的公民，树立西方价值观，重点是人类文化遗产和变革；1978年的核心课程改革强调赋予学生探索知识的途径；21世纪的课程改革目标是培养全球公民，同时强调教育国际化和科学技术教育的作用。
哈佛每次改革都引起众多关注，给国内高教界有什么启示呢，也许正如学者丁学良所说，切入一个观念或者理念是容易的，流于空谈就无意义。最核心的是，要拿出像哈佛这样的能一步步实现的大纲，可以看到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
中国传统佳节——春节前10天，2月7日，哈佛大学在其学校网站上公布了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全面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这是哈佛历时3年的General Education(全面教育)改革的最终报告，封面是俯视的哈佛校园一角，艺术与科学学院(即文理学院)的所在，沉静的黄褐色。
与封面典雅庄重不同，这是哈佛自1974年课程改革后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课程调整，许多思想让人眼前一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最欣赏报告中的这几句话：让学生们感到以前熟悉的变得不熟悉了，已经接受的要重新思考，已定下的取向重新再定。
全面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报告标题中的General Education，该词应作如何解释？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张家勇博士介绍，国内对此有两种译法，一是通识教育，二是普通教育，前一种为国内许多高校广为使用，但张家勇认为后者更为准确。
丁学良提出不同看法，他说通读整个报告，显然“通识”是不能涵盖的，大纲讲的不仅是“识”的问题，很多都超过了中国人用的知识的“识”来涵括的含义，很多知识以外的东西，包括道德、感情、态度、动手操作能力，尤其是心理态度。用“全面教育”更为准确。
尽管哈佛有“几年一小改，几十年一大改”的惯例，此次全面教育重新规划也会是哈佛史上一次重大的课程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段？显然是与过去30年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与哈佛自身有关。
哈佛于20世纪70年代实行了从选修制到“核心课程制”(the Core Curriculum)的重大改革。这种对学生实施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独立于院系之外，为新生入学后第一年必修。核心课程的提出和实施不仅使哈佛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中名列美国各大学前茅，而且对提高美国大学课程教育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如此，哈佛过去的教育方式有成就也有问题，其课程体系也曾受到多方指责和批评，认为它的重点过于狭窄，只是集中在学术议题(academic topics)上，而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real-life issues)。此外，批评者还指责其核心课程太深奥艰涩，并且允许教授们教授他们所感兴趣的内容。对此，对于究竟应该为学生提供什么类型的课程，这已经在哈佛大学内部争论了很多年。
此次全面教育课程改革是由2006年6月因教员反对其领导方式而辞职的哈佛前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倡导的。
1月12日，哈佛大学教育危机论中的核心人物、哈佛学院前院长(1995年7月~2003年6月)、现任哈佛大学计算机教授哈里·R·路易斯(Harry R. Lewis)就哈佛所遭受的非议接受了上海《外滩画报》专访时说，“这几十年来，哈佛大学每样东西的品质都在提高，学生更聪明了，教员更有名了，甚至教育也更强了。唯独最重要的东西没能提高——学生在学识以及成长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优秀领导者方面的竞争力却大不如前。”他表示，“哈佛大学只是那些越来越有名却越来越失去灵魂的学校中的一所。”
在上次改革后的30年间，正是世界和美国变化巨大的时期，丁学良认为，现今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大环境非常不确定、非常不平衡、变化很大很快，怎样使经过4年本科教育后的年轻人在不确定的、变化非常快的环境中能很好地应对，这是作为教育者应主要思考的内容。丁学良在哈佛拿的博士学位并做了几年的助教，他介绍说，哈佛希望所有的学生进入时和出去时有很大的差别，至少说明教育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基本理念上没有产生太大差别的学生，也会在广度和深度上感受到巨大的区别。这些都促成了哈佛此次自2002年10月起的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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