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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取缔风暴”中，拥有最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北京市朝阳区却一直表现低调。朝阳区教委负责人承认，因为公办学校承受能力有限，他们不能贸然取缔辖区内的非法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市的不同区县对待辖区内的打工子弟学校，态度和措施一直并不整齐划一。然而，如果以让所有打工者子弟接受合法的义务教育为最高目的，足够的教育资源和足够的资金，则是政府部门必须掌握的两张底牌。 丰台区连刮取缔风暴
在今年的取缔风暴来临之前，各个打工子弟集中的区县政府和教委对待处于地下生存状态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措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丰台区政府从打工子度学校在丰台落地后一直保持强势取缔的态势。
据2001年9月6日《北京晨报》报道，“从9月1日开始，丰台区委牵头，各个乡具体实施，计划将区内大约50家打工子弟小学全部取缔……区里已经在公立小学中准备了4600多个空位，来容纳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们。至于多出来的这些学生，可以由家长送回老家，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
根据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宋春利2004年《打工子弟学校与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调研报告，丰台区政府自1998年曾3次大规模关停区内打工子弟学校，至2003年4月，彻底关停区内全部打工子弟学校共79家。张歌真和易本耀的丰台分校在此次取缔中“全军覆没”。
与此相反，海淀、朝阳、大兴、石景山区，打工子弟学校开始得到官方教育系统的默认，张歌真和周书军的学校在2001年底开始不断接待当地教委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工作”，而在4月20日，北京市政府出台《北京市对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后，这种“亲密”的接触更加频繁。
2003年12月10日，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易本耀的学校获得了一张合法的办学许可证。在石景山，生源数量急剧上升的科阳希望学校依然没有获得许可证，但是周书军当时对政策形势非常乐观，今年上半年，他的学校学生数量突破了1500人。 公校转向接收打工子弟
2004年元旦前夕，海淀区明圆学校得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来自市政府的10万元经费资助。这笔捐款也使明圆学校成为本市首个获得市政府捐资的打工子弟学校。同一天，社会各爱心单位捐赠的价值80万元的资金和电脑实验设备也运到了明圆学校。
“那一年起，明显感觉到社会各界对打工子弟学校特别支持，从资金到设备。”张歌真回忆说，在这一年里，北京市出台了多项措施并下发文件，建立起一套接收来京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工作程序。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对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的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特别是当年9月，温家宝总理考察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动情地在黑板上写道：“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
同年2月，北京市教委基教处副处长张士佐向媒体通报了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入学情况。他坦言，在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上存在着六大障碍：迫于资金等压力，各区县对待流动儿童态度不统一；流动人口逐年增加，公办学校尤其是小学压力增加；部分学校担心影响教学质量而不愿接收流动儿童；学校财政力量严重不足，影响了接纳流动儿童的数量；打工子弟流动性太强，有的甚至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和管理；由于学习费用稍高和打工者自认为会受城里人歧视，而不愿将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化解阻止流动儿童到正规学校上学的六大障碍，成为当年市教委的重要工作之一。
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出台，使得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从“暗处”走向“明处”，同年8月25日，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文件的意见》，规定：“各区县政府负责保证公办中小学办学所需正常经费，区县财政要按学校实际在校学生人数和定额标准划拨生均经费。”这一规定意味着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校后也可以与北京孩子一样享受教育经费投入，减少了公办校在接收流动儿童时的经费顾虑。此外，文件还首次对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程序做出规范，即必须提供：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在京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本证明、实际居住所证明等五项证明，“五证”俱全后家长可申请“借读农民工子女证明”，子女进入公办校就读免除借读费。这一政策出台后，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兴区率先行动，为鼓励公办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区教委除保证生均经费按学校实收生人数下发外，还承诺公办校每接收一名农民工子女，即可获得80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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