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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记者拨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的电话时，他正在机场。听到采访内容是关于“北京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一事，他当即说：“你现在就问吧，我刚刚看了大学生志愿者们就这个事件发给我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客套，采访便直奔主题。
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现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看待“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一事？
温铁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打工者工资只占他们创造价值的很少一部分。平均每个打工者每年至少创造2万多元价值贡献给城市和工业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最近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更是从教育方针高度强调“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部门要落实，就必须要考虑对进城打工农民的反哺。这才是我们大家讨论这个事件的前提，而不是简单地去算账。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教育在这两个方面都应有更大作为。所有教育界的同志都应该按这些要求去做。某些地区从局部出发，找出各种原因，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做法，与落实“两个反哺”未必一致。
记者：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从政府有关部门的角度来讲，可以做些什么？
温铁军：多年来打工子弟上学难，部分原因也在于收费问题和教育歧视。我建议对此做一个调查，不只是由教育部门来调查，应该由第三方来参与。既没有客观的调查研究也没有举行听证会，不能简单化地出台文件。
某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在“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认识上和行为上都显得差强人意。据我了解的情况，现在这些被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中，大约有1/3的打工子弟返乡。而且，当初分流到公办学校需要打工人员提交“五证”，但客观上讲，相当多的打工者现在没有这些证明。这个政策出台之前有没有做过调查研究？现在社会反应很大了才作出解释，看来这些部门的工作需要认真反思。
从现在开始，我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先不管有没有证明，先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然后，按“两个反哺”的方针重新考虑打工子弟教育问题。
记者：如果说公办学校可以全部接纳这些打工子女呢？
温铁军：如果公办学校真正能对这些新市民的孩子做到一视同仁还可以。但能真正做到吗？据我有限的了解，一般打工子女学校的收费比公办学校义务教育的费用还低，也没有那些规费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收费；再者，他们的学生都是打工者子女，基本上没有身份歧视，孩子们也没有比谁家是大官、大款的那种畸形的社会心理问题。
记者：那么从你的所知中，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经验或做法？
温铁军：在中国以及众多与中国经济水平相似的国家之中，不对全民一视同仁地提供法定义务教育服务的情况非常少。财政对于教育费用的支付，基本上是按学校招收的学生人数来核算，很少看到这种亲疏分明的做法。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开支本来属于公共品，应该包括进城打工人员。
我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也是现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教育体制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次优选择。因此，打工子弟学校也必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我认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采取扶持、指导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以城市现代化中小学校的所谓标准来决定是否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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