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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才能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对话与思想阐释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孔子其人其书本真性的文化生命所在，最大限度地提升当代人读书的精神层次与人格境界。
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
孔子其人其书，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无限可对话性、无限可阐释性的文化存在。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将其奉为代表神灵的精神偶像而一味迷信，还是当作封建毒根意欲彻底铲除，抑或是依据一己成见做“精华”与“糟粕”的“一分为二”的区分，都没有触及到孔子在当今时代本真性的文化生命之在，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书的无限可阐释性、其人的无限可对话性，代表着当代人浅薄、短视、功利、唯我独是的读书态度与人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才能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对话与思想阐释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孔子其人其书本真性的文化生命所在，最大限度地提升当代人读书的精神层次与人格境界。
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就是以孔子对待古代文献的态度对待孔子其人其书。这里所说的文献，取其古义，包括典籍和先贤两个方面。“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以下只注篇名)其中的文献，就是典籍与先贤的合称。由此看来，孔子把“人”视为与“文”同等重要、甚或更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载体。因此，不仅读书有益于做人，甚至读书的态度直接就是做人的态度，就应当且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对话。孔子的言语当中几乎不用“读”这个词，而是处处以“学”取代“读”。从孔子对子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话持赞同态度(《先进》)可知，在孔子看来，“学”比“读”有着更宽泛、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重视读书，他无疑是所处时代读书最广泛最深入的人。正是读书使他超越了经验性生存的时空局限，在长远阔大的历史文化宇宙中，通过与古往今来先圣大贤的心灵碰撞和精神对话，达成了具有永恒审美魅力与文化影响的人格之在，正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庶几可以避免对孔子的误读，并提高我们自身的读书境界。
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渐趋“热”起来，一些人对待孔子仍是清末民初遗老遗少尊孔读经的旧套路。对孔子其人其书一味地诵读和神化，一味地顶礼膜拜和处处“遵循”，殊不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崇古而不泥古。孔子崇礼往往被诟病为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然而，“礼”是中国古代社会必要的行为规范体系，是协调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契约，由礼所体现的不同社会阶级地位的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虽不均衡，但至少可以在礼的规定中，使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命财产有一个基本和最低的保证。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必定是社会下层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时代，崇礼所体现的是一种文明仁爱的情怀。孔子崇礼，尤崇周礼，这是因为周礼是通过对夏礼和殷礼进行损益所形成的在当时最完善、最文明也最具有生命力的礼(《为政》)，效法周礼损益夏殷之礼的态度和做法，对古书古训加以损益，则成为孔子在读书中形成自身文化人格和思想创见的基本途径。
孔子“述而不作”的“述”，决不是简单照直的转述，而是一种沉潜阅读会通于心的称述，称述的过程就是理解和对话的过程，是在相遇和对话的本真关系当中“我—你”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人格优化、境界提升过程。孔子“敏而好学”(《公冶长》)，不仅表明孔子读书具有敏锐地体察、捕捉古仁人之心的意识和能力，还意味着孔子把读书当作自己一种乐此不疲、永不厌倦的生活方式，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孔子因久不梦见周公而感叹自己衰老(《述而》)，则表明他通过读书实现了与周公精神性的相遇和对话，以先贤先圣人格影响和激励自身的人格建构，从而建构起了比他所尊崇的周公更伟岸、文化影响更深远的人格境界。孔子倡“温故而知新”(《为政》)，就是强调诵读古代典籍不能停留在拘泥固执、机械教条的层面上，而应在对文本的纵深发掘中，生发出立足于当下社会的新体会、新发现。纵观古今，拿孔子愚弄民众是历代权势者的政治伎俩，视孔子为精神偶像是卑俗小儒的人格自宫。只有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才能做到尊崇而不神化孔子。
但在另一方面，至今仍有一些人认定“孔子的思想是封建思想”，甚至把孔子与“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硬扯到一起。其最耀眼也最具迷惑性的光环则是主张“变革”和“创新”，从而顺应了人们在集体无意识层面把孔子当作文化保守之名的习惯心理。这无疑是对孔子误读中积习最久最深、也最为严重和顽固的误读。孔子之所以枉担了文化保守之名，是因为耽于僵化成见的人们看不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当中所包容的创新性精神内涵。人类生存固然需要创造思想文化新作，但人的趋新本能却每天都催生着多不胜数的短命且害莫大焉的无知胡作、矫揉造作。在孔子看来，只有以崇敬、信赖和喜爱的态度深入广博地阅读古代文献，把所读所看默记在心，把有疑虑或不赞同的部分暂且搁置，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谨慎、精要地称述和实践其余部分，才可以避免胡乱造作和无知而作，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精神性的读书是这样，物质性的建设也应如此。“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正是孔子这种建立在广博深入、孜孜不倦阅读基础上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才使其人其书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最具有继往开来之开拓创新精神的思想文化存在。因此，只有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文化生命之所在的深刻创新内涵。那些固守文化激进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之精神偏执的人，正是由于不能理解孔子文化的创新内涵，不能理解这种深层次创新已经赋予孔子其人其书以无限可阐释性和无限可对话性，才会以为孔子保守，把孔子锁定在过去时代，说出“孔子思想不可能永远传承下去”之类的话，成为了孔子所深恶痛绝的无知而作和胡乱造作的狂妄自大之徒。
是不是对孔子进行“精华”与“糟粕”的“一分为二”就是正确的了呢？同样不是。首先，孔子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命之在，对其整体存在加以割裂与剖解，就不再是孔子本真的文化原生态；其次，孔子是一位有着很高精神境界、很值得后人尊敬的人，对这样一位精神文化生命依然存在的古代先哲做“精华”、“糟粕”的区分，实在是一种滥施文化暴力的残忍，是对他人和自身人格的亵渎；再次，其暗含的固执己见、唯我独是倾向，是与现代阐释学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尽管如此，这种貌似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或曰“批判地继承”，却成为国人现代文化批判最受认同、最有人气的主导性方式或曰中心点，因而作为对孔子进行错误解读的方式之一，是有着远比前两种误读更隐蔽、更顽固、也更具有潜在负面影响的误读。其隐蔽性在于，前两种误读的唯我独是倾向具有偏执和极端的表象，显而易见；此种误读的唯我独是以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面目出现，极难觉察。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偏执极端的“两翼”不由自主地渐趋向这个“中心点”靠拢，以至于即使秉持极端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观念的人，也声言要把孔子思想“分成精华与糟粕两部分”，认为“孔子的伦常日用之说还是有益的”，但“孔子学说的纲领性部分是糟粕，是绝对应当废除而不能继承的”；反之，即使国学圈内的学者或所谓“新儒家”，只要稍微有点儿学术意识，也不敢把孔子说成是当今时代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强调“今天社会最需要的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价值和仁爱精神”。另一方面，这个“中心点”极不稳固，随着个人情绪好恶和利害关切的变化，就会发生由中心向任意一翼的偏滑。由此可见，这三种误读方式具有本质趋同性，那就是抱定一己成见，根据自己的好恶情感和利害关切，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或非此即彼地“一分为二”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却全然没有进入自尊与尊人之统一性过程的对话意识。
在这方面，孔子给我们的思想启示是“默而识之”、“多闻阙疑”和“慎言其余”，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孔子读书首先是孜孜不倦地“博学以文”、“默而识之”，相当于交流对话中的尽量多听，他言说时则恪守“约之以礼”、“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准则，在默默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即使对自己不理解或不赞成的，也不指斥为糟粕或毒草，而是暂时搁置不去言及，即使对自己认同或赞赏的部分，也不公然宣布为真理，而是谨慎地称述或言说。这是因为，在任何本真的“我你对话”情境当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必须力戒悬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和唯我独是。把“博学以文”基础上的言说视为根据“礼”的要求由“博”返“约”的过程，多读、多看、多思，少说而慎行，体现了孔子对先哲先贤以充分人格尊重的礼敬态度。唯其如是，才能克服心理及人格上的自卑与自傲，放平了心态读书，在自尊和尊人的一体性对话过程中，为人格升华和思想创新营造一个广阔、自由、开放的文化情境空间。
总之，以孔子读书的方式解读孔子，就是从孔子其人其书中汲取智慧和方法，科学地揭示孔子在当今时代本真性的文化生命之在，获取对待孔子合理而富有思想启发性的应然态度。孔子是人不是神，不具有料事如神的全知全能，一味迷信、简单照搬和机械践履孔子其言其行，显然无法立足于21世纪人类复杂多变的生活情境，故而蒙童诵经、痴迷儒教之风不可长。孔子是人，但却不是凡夫俗子生老病死意义上的人，高超的人格境界使他在精神文化层面成为万古千秋生命永在的人。对于这样一位“在世”或曰“在场”的贤哲之人，以排斥的态度弃绝否定之，唯我独是地品评其优劣，都是不适当的。因而只能以企盼的态度与之相遇，以礼敬的态度进行阐释，在当代人之“我”与孔子这一永在之“你”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性的关系，才是每一位当代人思想文化创新与人格境界升华的正途。(作者崔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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