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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缺失的是什么
曾有一家公司愿出大笔资金聘请阿尔伯塔大学的一位全球顶尖的物理学教授，但院长告诉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不要推荐这个人，因为他不关心学生。”最后，公司果然没有聘用此公。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每年的总经费有7亿澳元，其中90%的预算都安排在了科研上。然而据校长伊安.洽博介绍，他们对“科研”的理解，和国内大学有着不小的差异。他说，一个学科要想成为重点学科，必须设置相应的本科课程，不能光搞研究不上课，“这样的研究保持了独特的发现文化，贯穿于所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项目。”
参加论坛的不少国外校长都承认，因为科研工作能够获利，大学教师很容易将工作重心从教学转移到科研上来，这似乎是所有大学面临的问题。但他们同时也强调，自己的大学会在制度安排上尽量平衡这种趋势。事实上，中国大学所面临的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国外大学处理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做法，成了许多中国校长很关心的话题。
其实，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大学并非没有本土经验。厦门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是人才涌现最集中的时期。抗战爆发后，学校迁往长汀办学，当时的校长萨本栋一方面千方百计延揽名师，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给学生上课。有的课程只有一个学生，教授也会认真对待。
厦大在抗战8年期间毕业的3000多名学生中，产生了15位院士、8名大学校长、上百名著名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与当时一大批知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分不开的。”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论坛上感叹。
“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中国大学生的水平比以前差了很多。”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如此评价。教授们不愿给本科生上课，年轻教师对教学也敷衍了事，他们的研究大有长进吗？丘成桐说：“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倒是剽窃、抄袭等学术造假现象，这些年来在高校层出不穷。至于拼凑论文，或是将一篇论文分成几篇发表的情形，更是不足为怪。这惹得吴建民在论坛上大声疾呼：“这是对中国形象的丑化，他们不配做老师。”
“一位校长如果对学术造假泰然处之，大学的学风必然会逐步败坏。”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认为，除了指责，从制度设计上避免学术不端因素的滋生，其实是校长们能够做到的。
李坚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北林业大学校长。十年来，他被一个始终迷惑不解的问题困扰：中国学者的智商绝对不差，待遇也越来越好，优秀教授的年薪能超过20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世界上少有顶尖的人才出现？
7月15日，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刚刚演讲完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嘿嘿笑了两声：“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难度。”但他告诉李坚，高度竞争是美国高等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成功的关键。比如科研经费的划拨，一定是经过同行的严格审查，择优投放给最好的研究课题。
而中国的很多高校被丘成桐斥为：唯利是图，只看经费，真正的研究成果从来没人在乎。他说：“中国高校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一些高校总在宣称有多少大项目，请了多少专家，特别是引进了多少外国专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很多都是假的。
中国大学的问题，还体现在太多的评估和检查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将此归纳为“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他认定，强加在大学头上的许多评估，浪费了时间，更败坏了学术风气，“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王天定教授先后在两所大学任教，他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今天的大学，已经不利于真正有志于学术追求的人生活，大学老师包括年轻老师正处于一种比较萎靡的精神状态。“大家在一起常常议论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学问连提都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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