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李仲生，今年5月份出了自传《没有播出的故事》。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中《我的太阳》就是对他的跟踪报道，正是这部纪录片让他在国内出了名。8月25日，记者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闲逛，看见李仲生正在签名售书，周围许多人带着孩子请他签名，当他写下“苦心人天不负”时，有的家长耐心地给孩子讲解这是什么意思。
一
1951年，李仲生出生于北京一个资本家家庭。17岁去内蒙古插队，过了8年的牧民生活。1973年和1974年两次参加高考，均因政审不过关而未能如愿。25岁返京在西城区房管局月坛房管所任房管员。 李仲生有温柔贤惠的妻子，有漂亮可爱的女儿，但他并不满足于不愁吃喝的日子，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35岁那年，他自费赴日留学，开始了14年的求学之路，边打工，边上学，没日没夜地苦读，终于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这期间，他把妻子接到日本，夫妻两人打工，供他一个人上学。紧接着考研究生，毕业后考博士，一路苦学，终于在50岁那年拿下了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之所以出名，有两个契机，一是KKC诈骗案，另一个是张丽玲拍摄的《我们的留学生活》。所谓KKC诈骗案，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一个自称获得世界经济大奖的学者发动大家集资，说过一段日子后有巨额回报，于是他拿了妻子辛辛苦苦洗碗10年的积蓄，进行投资，结果血本无归。
二
对于李仲生，有人说：“为一纸文凭浪费了一生，给亲人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不是一个理智的现代人的举动。”日本一华文报纸称李仲生为“一个明显有偏执性精神障碍的男人”。当然，更多的人认同李仲生。当初，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摄制人张丽玲将编辑好的李仲生的故事交给了她当时供职的日本大仓公司的老板沙赖先生。沙赖不懂汉语，可是第二天却要求公司所有部门的领导都要看这部纪录片。沙赖说，片中人的收入是你们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但是在他的脸上写着对生活的自信。现在我们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精神，像这个中国人一样的精神。
对于这种争论，李仲生说：“如果说这种一根筋的执着是‘傻’，那么我建议年轻人应‘傻’一点，只有‘傻子’才能做大事。日本‘傻子’多，他们对公司极为忠诚，拼命工作，加班不给加班费也毫无怨言。没有这些傻子，就没有日本的飞速发展。我在日本的几个导师都是一根筋的人，假期从不休息，总呆在教研室里，认真、义务地指导学生。”
他特别提到了导师佐佐木阳一郎。佐佐木退休后还每天打车到千叶大学，自费租了一间教研室，义务辅导李仲生。李仲生说：“导师深深地影响了我。他告诉我，做学问就是钻死胡同，就得一条道走到底。这种‘傻子’少了，社会比较浮躁。”
三
一位刚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说，她不欣赏李仲生的人生目标只是拿一个学位，这或多或少让人感到一种崇洋的感觉。只是为一个学位奋斗，太狭隘了，对本人对民族都是一种悲哀。说到这一点，李博士苦笑了一下，多少有些无奈：“留学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当时看来留在中国没有机会。因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比较落后，所以我希望能够成为大学教师，但我的年龄偏大，如果没有博士学位，工作上会面临很大困难，所以我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
有一点他特别想和大家说明，“很多人以为我读博士用了14年，其实我是从最基础的语言学校开始读，直到拿下博士学位，一共用了14年。一般从语言学校读到博士需要11年。但是，日本相当重视学术尊严，对论文的要求精益求精。在日本，取得文科博士学位本身就很难，学位授予率极低。日本有句谚语：‘人生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部长或者是博士。’这里的博士指的是文科博士，难度可想而知。千叶大学的医学博士、工科博士有几千号，但经济学我是第一号。而且，我选课最多，修完这些课的时间比别人长很正常。所以，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间长一点决不能说明我笨，否则我也进不了这么有名的千叶大学。”
李仲生备受指责的是KKC事件中的“愚昧无知”，大家都认为李仲生学经济但脑子里没有一点经济意识，只会读书不会生活。李仲生解释说，我确实在这次投资中失败了，但是，我的动机是好的。我想赚钱以后和其他人合作办私立大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学经济的不一定会帮自己赚钱嘛。”
谈到以后的打算，李博士说，将把教书育人作为毕生的事业。他现在每天只睡3个小时，这是他在日本长期艰苦生活养成的习惯。“我年龄不小了，事业才刚刚开始，确实有太多的事要做。”李博士将在5年内完成3本书。因为获得了“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他准备将博士论文《中国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发表。另外两本是教材《人口经济学》和《1949年———2050年中日经济发展比较》。 （王冲、张丹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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