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应试教育搞得好”？
９月的黄冈小城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一年一度的高考发榜之后，餐饮业的生意变得格外红火，多少上点档次的酒家热闹地置办着一桌又一桌的“庆功宴”和“谢师宴”，随处可以见到贴着“热烈祝贺”某某某“金榜题名”的红纸金字大牌子。
此地的名校湖北省黄冈中学，当地人称作“黄高”的，无疑是拉动了“高考经济”的主力军。黄冈中学今年高考再创辉煌，一共５６０人参加高考，６００分以上的有１９３人，过５００分重点线的就占７０％。而且，在今年全国保送生总人数大幅压缩到５０００人的情况下，黄冈中学的保送生反而增加到３７人，占了全湖北２０９人的近１／５。
但在人们觥筹交错、笑逐颜开之际，该校校长汪立丰却需要面对一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本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竟然给母校送来了一个“地狱”的恶评！
“我肯定你爱你的孩子，你于是把他送进黄冈中学，但那里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黄冈中学的教学方法，堪称应试教育的一绝！总结一句话，一切以考试为中心……黄冈中学的高中生活，实在是一个集中营……”
这段话出自一个推算起来应当是１９８８年高中毕业的黄冈校友、网名叫“西门吹雪”的在网上发布的帖子，题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活》。
实际上，引出这次争论的是８月份中央某大报发表的一篇名为《破解“黄高神话”》的文章。这篇本意称赞黄冈中学的文章披露的一些材料，在教育界人士看来却是“应试教育的典型做法”。文章出来之后，黄冈中学境地尴尬————很多北京、上海大城市的优秀中学反应都是不以为然，但是很多县级中学却要来“取经”。在这种情况下，黄冈中学校友对母校的恶评真是雪上加霜。
走进黄冈中学，第一感觉是这个学校确实“牛”。黄高很懂得怎么炫耀自己———橱窗里贴着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和历届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得奖者的照片。而汪校长所在的办公楼，一进来最醒目的就是一块巨大的油漆木板，上面是２０００届毕业生的名字和他们考中的学校，北大、清华等名校赫然在目———今年的最新版本大概还没有制作出来。
黄冈中学出名正是靠了高考和国奥拿奖两大“法宝”。高考历年升学率在９０％以上，名牌大学比例高。今年年初，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和考试院就此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使黄冈中学在湖北省的排名从传统的第二位悄然上升到了第一位。
黄高的另一法宝是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奖，至今已在数学、物理、化学的国奥赛中一共获得了５金３银１铜的好成绩。在黄高，全国、全省学科竞赛获奖已经不算什么。
而黄冈市不过是位于大别山南麓的一个地级市，这为黄高的成功制造了神秘感———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一个师资条件较为普通的学校，凭什么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现在，答案突然之间好像变得很简单，原来是“应试教育搞得好”。自我辩护的逻辑
汪校长的手边放着刚刚从网上下载打印的资料。他说，他们大体知道“西门吹雪”是谁，但他并不想谴责这个学生。“这就像是自己的小孩，父母亲是不会怪罪的。”
但同时他认为“西门吹雪”的看法只能代表他自己，而并非主流。汪校长说，综观网上评论，他是欣慰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热爱母校的”。当然，“热爱母校”并不意味着“母校实行的是素质教育”，汪立丰也清楚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仅不是应试教育的典型，而且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典型。”
汪校长对于这一说法的论证是从敏感的升学率问题开始的，即“素质教育和升学率并不矛盾”的理论。汪校长反问：“难道说一个学校的升学率低，就说明它的素质教育搞得好吗？”
该校另一位著名的地理老师周益新则使用“三段论”对此观点予以证明：“现在的高考改革，就是推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这也是‘３＋Ｘ’和‘３＋２’的最大不同；如果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搞得好，高考就应当考得好；黄冈中学考得好，说明在这方面一定做得好。”
而黄高的另一法宝———在国奥赛拿奖牌，在年轻的特级教师刘祥看来，也是黄高素质教育搞得好的体现，因为“靠死读书的应试教育方式”根本不可能，而“他们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师，这是真正对智力和潜能的开发”。
当然，仅仅理论是不够的，汪校长又一一列举实例，以证明黄冈中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进行整体改革，素质教育可以说比全国大部分中学开始得还要早。
平心而论，黄高列举的并非只是临时给脸上贴金。经过采访，里面至少有两项给记者印象深刻。黄高的足球活动很有特色，学生们自由组合成立了很多球队，起了在学生看来很“酷”的名字，比如“阿帕奇”队、“北极星”队、“ＵＦＯ”队等等，每年学生会体育部组织承办“俱乐部杯足球赛”，一赛就是两个月，是校园的盛事。
而且，《黄高青年》和《雪堂》两个刊物的水准相当高。其中一期竟然还有不少学生写的时事和文学评论文章，比如说《南中国海———东亚焦点》、《中国武装现状及发展新思路》、《金庸作品中的民族感情》等等，这类题目出自中学生，还是令人吃惊的。“地狱”和“天堂”的相对论
汪校长也承认，相比黄高的学生，京沪等大城市中学生的自由时间要多得多了，压力也小得多。但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他们的录取分数比湖北要低得多。北京上清华的分数在我们这里只能上一般的重点，他们的重点在我们这儿是念不了书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学校可以解决的。”
“再者，城市里面大多是走读生，我们有那么多住校的农村学生，不可能回去，不回去做什么？所以要安排自习啊。”
另外，汪校长还有一个观点：大城市的学生自由时间多未必等于轻松，有些学生在家学习的情况比在黄高还要苦，“我这边晚上到了１０时多可是非熄灯不可！”
而且，记者采访的黄高师生普遍认为，黄高的生活尽管紧张，比周围其他中学却要宽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北京、上海我们是比不了，也可以说是‘地狱’，但在湖北，在黄冈，和周围的中学比起来，我们已经是天堂了。”
一些老师还提请记者注意，黄高有大量的农村学生，对于他们来说，考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可能也是惟一的出路。“毕竟我们要对孩子的父母有个交待。”物理老师邹慧霞说。
也就是说，如果地狱是通往天堂的必由之路，对于今天的农村孩子们来说，大概也别无选择。
早晨５时一刻，寝室长涂琰的闹钟响了。外面天色还未大亮，我费了好一会儿劲，才想起来这是高三（１１）班的女生寝室，现在应该起床，去上早自习了。在山东一所县一中毕业１０年之后，我重新上了一次高三的早自习。
之前一天，尽管汪立丰校长对于我提出来的在女生宿舍住一晚的要求有些吃惊，但还是很爽快地同意了。只是他开始更希望我去高二的寝室，因为黄高的三部曲：高一“严”、高二“活”、高三“紧”，高二也许“更有代表性”，但我坚持选高三。
住进寝室的那天晚上，我和７位女孩子的见面很愉快，她们大概在９时３０分左右下了晚自习，进来时每个人都礼貌地跟我打招呼，稍有羞怯，但基本上落落大方。她们跟我说普通话，互相之间也说普通话。看起来她们对我并不戒备，而更多的是好奇。我们聊了一些话题，但我们的对话在１０时１０分熄灯之后被迫终止，因为一位女老师很威严地走了进来，催促大家赶紧入睡。这是例行的巡视。
下铺的刘学蔚说，她们有时候还会在被窝里打手电偷偷看一会书。刘是借读生———在黄高，有很多来自各地的借读生———她原来在武汉的一所中学，她说和黄高比较起来，那边的物质条件要好一些，但课程安排甚至更为紧张。
回到开头，５时３０分，寝室里的日光灯大亮，女孩子们迈着急促的脚步去水房刷牙洗脸。我们到达教室的时候不到６时，而学生大多已经到了，正在大声朗诵课文。６时到楼顶做完广播体操之后，高三的一天正式开始：一节早自习，上午４节课，下午３节课，以及两节晚自习。
和我上学时一样，学生们把书摆在桌上，不过他们的书堆要小得多，大部分是课本。但记者也注意到，几乎每个学生桌上都有《黄冈考典》、《黄冈名师学法点播》等３本书。董德松副校长曾对我说过，市面上所谓“黄冈密卷”，跟黄冈中学没有什么关系。
语文和英语还在上新课。班主任周晓老师上的语文课正讲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朗诵、背诵，反复多次，大部分学生都参与其中，但没有人被点名，往往周老师问“谁来”的时候，就会有学生自动站起来。我发现，其他课程也是如此。周老师后来告诉我说，这种方式不会对学生构成压力。
数学已经进入复习阶段，开学之后首先就是让学生测验今年的高考试卷，讲解试卷的时候，因为是下午第一节，一些同学有些精力不济的样子————中午，不少人没有回宿舍休息————坐在最后一排的郭兰斐睡着了，数学老师让她的同桌把她叫醒，鼓励大家要打起精神来。
我坐在课堂后面的一张椅子上听课，课间，旁边的男生赵浩镇告诉我，进入高三之后自然而然地感觉紧张起来，对他们来说，压力不在于升学，而是考上重点大学。赵是班级足球队的成员，现在他必须牺牲一些这方面的时间补到学习中去。
看起来，高三学生的紧张程度并没有根本的缓解。我记得我们那时一下课，哗啦啦会趴下一片学生，大家练就了功夫，在１０分钟内睡上一觉以积蓄精力。这里也是如此，下课后很多学生还留在座位上，也总会有几个人趴在桌上睡觉。
我注意到，很多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水杯，大多是提神的咖啡和浓茶。
苦，还是苦，但是和学生们的聊天中，他们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即使有的人说辛苦，也认为理所当然，“这时候不苦什么时候苦？！”邱 还反问我。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在我高三的时候我也这样想。和许多人一样，在已经距离高考这么遥远之后，我还会经常梦到自己又参加高考，而且面对试题，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黄高的这些学生，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梦境。
不过，作为局外人和过来人，黄高之苦并没有超出我的想象。至少以我的高三经验看起来，黄高的学习安排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有一点是肯定的，黄高实施的是大多数中学都在实施的一种教育，而且是这种教育模式中的佼佼者。假如一定要让黄高“入地狱”，整个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学也都难以幸免。（杨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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