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一群台湾大学生开讲北大历史时，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何芳川一定要把原来定的题目“北京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改为“我心中的北大”。
作为一位十七岁进北大读书后再没离开过这座校园的老北大，北大的历史与现状与他本人的经历紧密相关，北大每一步的历史变迁都牵动着他的心。
深情追忆马寅初
在北大的校长史中，何芳川校长最钦佩的有两位，一位是将“德先生”“赛先生”引进中国的蔡元培，另一位是早在五十年代就极具前瞻性地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马寅初。
何芳川初入北大时，北大由马寅初执掌。“那时马校长常在周末从中央‘捉拿’一位副总理到北大来给大家开讲座，讲国家大事或国际问题，而他自己那时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讲台旁边。”
尽管面对的是一帮十几岁的年轻学生，已七十多岁高龄的马寅初先生仍是用浓重的浙江口音一口一个“兄弟我”，非常的亲切。这是马先生给何芳川留下的最深印象。
讲到马寅初因提出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受批判，何芳川认为马先生坚持了北大的精神，即“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始终具有前瞻性，在国家、民族非常困难时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暂时利益，而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精神。
“北大百年中前五十年有蔡元培，后五十年有马寅初，这两位老校长是北大精神的象征，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北大师生。”这应该就是何芳川早上散步经过蔡元培先生塑像时总会停下深思一会的原因。
从月薪二十五美元到年薪一万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北大人，何芳川见证了新中国自贫困到富强的崛起历程。
一九八八年何芳川作为中国代表去曼谷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当代表们谈起收入时，印尼教授说自己月薪八百美元，泰国教授月薪四百美元，斯里兰卡教授月薪也达一百五十美元。当轮到何芳川时，作为中国教授的代表，他实在无法说出口自己月薪只有二十五美元，只好以上洗手间为借口逃离现场。
正因有过这样的经历，下面这番话表明了这位北大校长发自内心的喜悦：“尽管是个PRIVACY，但我还是要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北京大学给我的年薪已经近一万美元了。而且我相信比我年轻的教授将会拿得比我更多，因为经过长期艰苦的滑翔，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起飞了。”
国家今年给我们十个亿
“经过这么多的曲折，我们的国家已经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认识到北大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谈起北大今后的发展，何芳川掩不住语言间的喜悦。今年政府给北大的预算是十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九九八年的十倍。
目前北大在读大学本科生已达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七人，攻读硕士、博士的研究生九千三百九十九人，教授、副教授两千七百零四人。为了提高学生的学术层次，校方采取了扩大研究生招生的方法：去年北大本部招收入的本科生有两千六百一十八人，而招收的研究生达三千零八十六人。
何校长尤其骄傲地谈到，每年来北大申请教职的来自美国、欧洲的博士就有上百人，而北大总是优中选优。
“北大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缩影，它的苦难是近代以来中国苦难的缩影，它的成长和进步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成长和进步的缩影。”何校长用这句话来总结北大一百零三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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