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利2012年硕士毕业后到兰州交大博文学院工作。两年后，她被查出患有癌症，并于当年暑假到北京求医，期间已向学校请假。2015年1月14日，母亲带着北京的医生补开的请假条来到博文学院人事处为女儿请假。5天之后，该院院长签发了《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并寄给了刘伶利。去年3月29日，刘伶利提出仲裁请求但未被受理；5月，又提起诉讼。一年多后兰州中院认定博文学院开除刘伶利的决定无效。但校方回复称等开学后再说。(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2014年的那个夏天，医院从医学上对刘伶利宣判了“死刑”；2015年年初，博文学院又从情感上作出了同样的宣判。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而言，双重的死亡“判决”该需要怎样的意志才能扛得住？然而，她终究还是没有能够等到开学，于14日无奈地离开了这个纷繁复杂难以捉摸的世界。

　　之前法院已经判决，认定学校的开除决定是无效的，双方本应恢复劳动关系，但博文学院不仅不履行判决，还想将事情继续拖延下去。如此誓将“无赖”进行到底的“流氓”行径不仅于法不容，在情理上也相当让人气愤。一次次冷若冰霜的拒绝，生动刻画了学校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绝情嘴脸。

　　刘伶利在2014年6月1日就已经查出身体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然而“如果不去上班，学校会扣钱”，为此，她一直拖到7月23日才住院接受治疗。不得不怀疑正是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加重了她的病情。“不上班就扣钱”是当下许多单位的考勤条例，规定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规章制度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变通，这既是保障职工法定利益的要求，也是学校自身人性化管理的要求。实在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开除一名已经为自己服务了两年的职工，是担心患病的她会成为学校的累赘，还是担心她从此之后不论是死是活都难以继续为学校“卖命”？不过，当人事处处长说“不要给我哭，我见这样的事情挺多的”，就已经告诉公众一个信息：学校或许早就不是第一次如此过河拆桥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单位好比一个大家庭，无论哪个“家人”遭遇变故，“家”应该是其最温馨的港湾，是最值得托付的依赖。当刘伶利自己身患重病，当父亲癌症晚期，当为了省钱而选择中医保守治疗，当放下尊严躲避城管摆摊度日，学校如果还有一丝仁慈之心，如果还有一点伦理道德，哪怕不去履行救助困难职工的义务，哪怕不组织师生员工捐款捐物，最起码也应该在制度和政策范围内尊重和保障她的基本权利，比如购买医保，比如维持用工合同，比如给予必要的探望和慰问。然而，学校却匪夷所思地采取了落井下石的策略，也间接地扮演了“杀手”的冷酷角色。

　　其实，博文学院甩掉的根本不是刘伶利这个“包袱”，而是做人做事做学问最起码的良知。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来，生活在这个学校的老师会有怎样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很难保证其他教职工危难之时不会面临同样的遭遇。如果学校不至于如此无情无义，不敢确定刘伶利是否可以生存得更久一些，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她最起码可以安心地离去，没有遗憾，没有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