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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约见导师要通过“秘书”,目前已是普遍现象。而“秘书”的称谓包含着复杂的意义:有些导师会从自己的博士生、讲师中选择一两位助手,负责自己的日常事务;有些“大牌”教授则干脆在市场上招聘行政人员。
陈诺的导师有一张“头衔满满”的名片,头衔除了教授、博导外,还有一家校办公司的经理,某机械学会会长,和不同项目组组长。在这个“牛人导师”的项目组,不仅仅是一个“科研机构,”还是由1位导师,2位讲师,7位博士生,和27位硕士生组成的“微型公司”。记者了解到,在理工科院校,这样的“微型公司”比比皆是。
导师是项目组的首领,在学生们的眼里,导师们是一个个“满场飞奔”的政治家。“今天在和谁谈项目,明天又和谁谈课题,后天又在谈融资。”在陈诺的课表里,导师只有两节课,其中一节还是无关紧要的专业英语。
在导师的项目组里,博士生的任务比硕士生要繁重一些,博士生会负责具体事务,几位博士生分管项目、财务,如果有需要,硕士生可以通过博士生来转达给导师。“因而,硕士生往往在打工链的最底层。”
导师回应
“打杂”也是另一种考验
可以学实践经验,却也避不开杂活。导师们也并不否认,会让研究生“打些杂”。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汽车学院教师办公室,十多间教师办公室里,只有两三个老师在工作。博士生导师王宏雁递给记者一张名片。名片上只有两个头衔:教授、博导。研究生们告诉记者,王教授也担任着一些社会职务,但是递给学生的名片上,只有这两个头衔,“这样干净的名片已经难得一见了。”
在王教授的一个研究生眼里,她是学院里为数不多“随叫随到”的导师。“一般来说,如果她有时间能赶到,那就一定会到的。”
王宏雁老师时常带学生做项目,而让学生做项目,她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有些学生心思非常浮躁,静不下心,我就要求他做一些杂事。这些事情我自己做半个小时也就够了,但安排给学生,往往需要两个小时。”“现在的学生往往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一个类似于‘学校’的氛围内,在项目组里,人和人之间有足够的接触。懂得怎么处理总总关系,包括合作和分歧。”
项目组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机构,而王教授否定了“读研=打工”的说法。“在项目组里,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大胆放手去实施,导师会为你担下风险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