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云"客户端 |
|||
今年纪念教师节,特别地强调了教师的师德。师德与医德一样,均属道德范畴,关系到社会的文明程度。师德乃启蒙育人的重中之重。
我泱泱中华历史上就被称为“礼义之邦”。孔圣人的“仁者爱人”,向被认为是民族传统美德。爱心、诚信`和礼貌是道德的基础,展示着国人的心灵之美。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一定也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追求真善美、唾弃假恶丑的人。
道德与文化教养、精神素质和人格品行密切关联。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教养的人。因此,道德水准能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整体素质。
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善”之说并不可信,要不然世界上那么多恶人从何而来?道德是要靠后天培养。除了正常的学校教育外,更多的是教师和家长的言传身教。古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再加上社会的直接影响,并受各种法规和人格的规范和制约,年长日久自觉形成。
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因此从小学开始就开设德育课,进行道德教育。高尚的道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然而,最近我读到一篇《教人做常人》的文章,内容是谈学校道德教育的。作者当也是一名教师。他认为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该坚持道德的纯粹性,不该不顾社会的客观现实,“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那样只能教人做道德教育的“烈士”。他例举某省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回美国就业。他认为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效法他的结果往往成为“烈士”。他的结论是不忙着培养至纯至美的道德精英,应该兼顾现实,教人做一个懂得自身价值,“学会跟现实沟通,跟现实搏奕”的常人。常人的道德教育“不是追求最好,而是选择最不坏;不是不顾一切,而是要计算成本和收益。”比如收红包,他觉得还是可以收的,只是要有所选择,只收富人的,权贵的。尽管“道德上比较低层次但代价最小”,“比较地无耻但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假如真如这位所说,有这么个因拒收红包和灰色收入而成了他所谓“烈士”的海归派医学专家,我则为这位专家所在的丑陋环境而感到可悲。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留得住真正的人才。没有正义可言,没有公正可言,没有廉洁可言,也就没有医德可言,洁身自好地治病救人反而被排挤被迫下岗,这种正气不能抬头的的单位早该好好整治,领导人早该靠边撤换。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并非如此,正气和正义仍占主导地位。记得《新华每日电讯》曾有过报导:哈尔滨人才市场上,“品德测试”即刷掉三成半求职者。
为此,将道德分类为“最高道德”和“基本道德”,我不知道这种分类法是作者的创造还是有所凭依,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他认为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即最高道德,那是有做“烈士”的高风险的。因此极力主张“只有最大限度地避开前进道路上的陷阱和暗礁,讲究道德智慧的“基本道德”,才是切实可循的培养常人之途。”总之一句话,做投机取巧无风险的“智者”,迎合社会风气,天下不会因为你的高尚而变得高尚,却会因为你的高尚错失机会被淘汰出局。不妨同流合污,图生存,随大流,从众,随俗。
我对此高论除了慨叹道德沦丧,唯有无奈地摇头。
将道德分类,无非是为这种“比较地无耻”开脱。
道德是什么?据《辞海》解释: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找来找去,并没有发现有“最高”和“基本”的分类,却有“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如此说来,道德就是善良,正义,公正,诚实。就是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尊老爱幼礼貌待人。就是爱国家、爱社会、爱人类、爱生命。无耻或者“比较地无耻”的所谓“基本道德”,绝对是“不道德”。说白了那是一种绝对自私,自欺欺人,逃避社会责任的借口,一事当前,首先“计算成本和收益”,考虑对自己的利害,实质是一种世故、圆滑、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照这样的思维去教人,后果当极堪虑。有个名人说,“做人过度保护自己,人品就显得低下。”现在既可以拿红包,适宜的时候就可以拿大件;现在可以“比较地无耻”,逐渐就会演变成“非常地无耻”。按“最低成本”的观点推论,民族危亡时,一定选择当汉奸;危难当头时,一定选择逃跑;目击歹徒作恶时,最多只是围观的看客;一旦掌握权力时,必是欲壑难填的大贪。这样的道德推理固然有些极端,但对此类现在就迎合“比较地无耻”的人绝不为过。
道德,不能拿社会主义因有“高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模式硬套。它只有完全对立的两极:有道德,或者不道德。即使“常人”,普通的公民,也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会去选择无耻或者比较地无耻。雷锋是个最普通的士兵,是个常人,焦裕禄是个普通干部,也是个常人,他们的品格,难道不都是道德精英?因此,有道德与不道德,高尚与无耻,并不在于常人和非常人,不在于职位大小、身份贵贱、学历高低、收入多少。小学里就开德育课,从小便知道“走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进行高尚的道德教育,将来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对即将溶入社会的学生,更要教育他们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常人”,而不是道德缺失,非但不能去改造社会积弊,反而与之同流合污使社会道德加速滑坡,更加混乱,这种“比较地无耻”的“基本道德”教育,不如叫作“缺德教育”更准确,主观上就是为了迎合、承认和纵容社会上那些不道德行为,使之合理化,合法化,结果只能使不道德更加横行无忌、肆无忌惮。后果非常非常可怕。作为一个育人者,这不能不是一种无意识犯罪。还记得大学生马加爵因与同学玩打牌小输便心理承受不起致残忍地将同宿舍四个同学杀死的惨案么,这应该是大学道德和心理教育缺失而结出恶果最好的例证。
当前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公务员,就是要全面地重塑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德与才,德为先,“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德若木之根,才若木之枝。”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德为事业之基,德优则能怀远。古人说“玉可碎不减其白,竹可焚不毁其节”,这是对德最高的赞美。中央最近又接连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文件,无不都是以法规和制度的形式进行整治、改造和净化社会风气的有力举措,严肃惩治贪官污吏的目的,就在于整体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境界,逐渐养成一种自觉的道德操守。
孔子有一段话非常有名:“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志于道,据于德。”“吾日三省吾身。”这番话实际上是阐述道德修养之阶段、境界提高之进程,成了中国人连绵达两千多年的人生哲学箴言。
必须认识到,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着建设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空前辉煌的事业,正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人才。所谓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不仅指政治、经济上进入小康,也包含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时时以身作则,、处处重视师德,育人者先正已,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