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提出废止高考的建议和提案。今年两会上，来自厦门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就又提出了废除高考的提案，他说明年还会继续提(3月9日《重庆商报》)。
人大代表废除高考的提案可以公开吗？我为什么盼望人大代表关于废除高考的提案进行公开呢？是因为我想学习。我也曾想呼吁废除高考，我也知道高考制度有这样那样的弊病，这些弊病早被专业人士、有识之士、慷慨之士，批得体无完肤，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我即使当上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想提也提不出关于废除高考的提案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更好的，就是最好的；因为我还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比高考更公平更公正更严谨更诚信的高校招生办法；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废除高考制度之后，用什么更有公信力更有效率的方法来代替高考制度以便决定哪些考生可以到哪些大学去接受高等教育。
可能专业人士们这时要嘴角上扬了，这应该看素质教育的结果和个人特长。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让考生们按照个人意志自由选择去哪所学校读大学并且保证其能够实现愿望的话，那么就会有95%的考生根据自己的素质和特长愿意选择顶尖的5%的大学，还有95%的大学不会有超过5%的考生愿意去。显然这些考生的个人愿望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就要由他方决定或者由高等学校派出招生人员互相协商来决定。可以肯定，这个“他方决定或者由高等学校派出招生人员互相协商来决定”的方法所包含的社会成本要比现行的高考制度高昂得多，效率低下得多，后果要糟糕得多。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人人要上清华北大，而清华北大容纳不下，那么就要选择；凭什么选择呢？有什么标准呢？专家说看素质。素质怎么衡量？衡量标准谁来确定？谁来衡量？素质的标准是否要量化？如果不量化，怎么见高低？如果量化来见高低，不也是一分一分地挣？谁来保证素质标准分数量化的科学性、可靠性？谁来保证评价考生素质过程中操作上的严格严谨、全国的统一平衡？谁能保证评价考生素质过程中不会逐渐泛滥权力寻租？如果招生权力下放给高校，谁来保障高校之间的利益均衡和矛盾调和？谁能保证高校不会成为权力寻租和腐败的顽固堡垒与藏污纳垢之地？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回应教育热点问题时说，“高考形式不变，但录取是可以改革，高校录取时如何采用这次成绩是可以改革的，如高考成绩只是高校录取其中的一个参考指数，而不是现在这样的一考定命运。”赵沁平是反对废除高考的，但这里所表之态显然是对“废除高考”者们的让步。而“高考成绩只是高校录取其中的一个参考指数”这样的让步都是靠不住的，都是令人担心的。一旦高校录取不是坚硬的倚靠高考分数，再来些其他的参考指数，马上录取过程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走样，越来越变味，各路权力马上就会波涛汹涌盖顶而来，把高考成绩淹没。
赵沁平委员表示，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由三方面来决定，一是SAT和ACT成绩，也就是高考成绩，二是中学的成绩；三是面试或者校友的推荐。其实很显然，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方法和标准目前还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什么时候可望适合国情还遥遥无期。首先是美国大学和我国大学的所有制或者所有者主体不一样，我们的大学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全民的，和国家企业一样，实际情形中可能会不属于任何人；其次是美国的社会信用水平和社会信用档案的建立和管理情况同我们不一样，自然人和法人丧失信用所付出的终身代价同我们不一样，恪守信用的理念、坚守诚信的自觉性同我们不一样。
现在有必要提请朋友们注意一件事情，已经经过湖南江苏等省的招生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高考平行志愿录取方法，得到80%的考生和家长的赞同，赵沁平也明确说平行志愿录取对学生是有利的，教育部也想推广到全国去，却遭到北大清华以及其他一流高校的反对。这说明了什么？这些学校、这些代表、这些委员代表了谁的利益？是否为考生和家长的利益着想？非平行志愿录取方法的弊端贻害学生多年为什么就视而不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大学校长们群蛙鼓噪热衷于越来越多的高校招生自主权，却对高考制度颇多微词甚至想废除高考制度，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是在为谁着想？
再联想到高校收取家长费用如狼似虎，仍欠下2400亿债务要纳税人买单，而且高校教师不愿上课热衷于搞科研以便把经费通过某些方式转化为自己的财富，试看我们的高校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所以，我们作为学生的家长，作为昂贵学费的付出者，作为对孩子未来前途的操心者，作为学生利益的代表者，作为鼓励孩子勤奋学习并希望孩子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竞争自立的监护人，希望有关人大代表们的关于废除高考的提案公开出来，见见太阳，也让我们见识见识。(作者：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