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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一词的解释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大师是一个互动性、接受性的存在，单有高深的学问而无众人的尊崇，难以称得上是大师。
大师需要公认，而非自我命名，也不是少数人圈定的名单。大师代表了顶端的学术成绩，体现了永恒的人格魅力。大师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因为大师的学术高度是由大师自己创造的。大师既是深厚传统的集大成者，又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行者。我们尊崇大师，不是因为他终结了真理，而是他开启了通往真理之门。大师并不垄断话语权，因为大师并不代替任何人发言，他站在学术殿堂的顶层，露出宽厚的笑容。他在召唤，而非阻拦。大师的产生需要深远的文化积累和卓尔不群的个性体现。大师的对立面是平庸和浮躁。大师永远是沉静、从容的，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大师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或文艺等某一领域的辉煌，更重要的是，他以博大的学识、丰饶的心灵和不朽的经典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作品。大师那种宏大的精神气象让我们心怀敬畏。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并不可悲，可悲的是缺乏对大师的尊崇。精通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的季羡林凭借其在语言学、印度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学术建树，而受到学术界内外的普遍尊敬。在“国学热”高温不下的今天，季羡林更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对此，季羡林并不领情，专门撰文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这体现了大家的谦卑情怀。在此之前，有人(如学者葛剑雄)对尊季羡林为“国学大师”提出异议，主要理由是季羡林的主要学术成绩在印度学、语言学等领域，虽然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颇有研究，但毕竟不是其“拿手好戏”。这一观点虽然有过于挑剔之嫌，但是，却得到了季羡林本人的认同：“谈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季羡林：《阅世心语》)季羡林所说的“其他的学术”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以外的印度古代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问。这是他的看家本事，也是他人无可企及的学术巅峰。至于国学，实在不是季羡林老先生的强项，尽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很多意见，并且发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美好预言。用国学来描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是一种常识错误，掩饰和忽略了季羡林先生的真学问。“临清之学，不以传统小学之文字训诂入，而以异域之古文字、稀有文字立，故能独得国际东方显学之专学绝域之入室门径。”(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
何谓“国学”？国学是一个国家的固有文化，是最具原创性和根本性的学问。章太炎把国学看成是立国之本，断言“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国学是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干部分，国学的虚空和脆弱必然会动摇一个国家的精神根基。但是，知识的建构和文化演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如果排斥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纯粹的国学也就失去了生命力。钱穆先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成，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则判断。”(钱穆：《国学概论·序言》)可见，要想清晰地界定国学的概念和范围是很困难的。1925年，清华学校建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研究院筹备主任，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其章程宗旨为“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著书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在其《研究院章程缘起》中说：“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始终；在国民，则与一国相始终；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始终。”清华国学研究院并不像时下的“国学教室”、“大师班”那样有着急迫的功利心态。无论是国学的复兴还是“国学大师”的造就，都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刘梦溪先生说：“国学这一概念是有局限的，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刘梦溪：《大师与传统》)所谓的“国学热”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一种功利选择，而非真正的学术自觉。让孩子从小读经、用孔孟之道建设和谐社会、用孙子兵法管理企业，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扭曲和肢解。在大师缺席的时代，饥不择食的大众被易中天、于丹们的娱乐化解说所迷惑。国学成了谋取商业利益和虚名的大蛋糕。殊不知，大师是教授中的教授，学者中的学者，绝非那些一知半解的冒牌教授所能够扮演的。时下中国大学的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太泛滥，而肤浅的媒体更是与名不副实的学者一拍即合。与对这些注水的泡沫学术的盲目追随相比，尊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虽然有些错位，但毕竟是爱屋及乌，说起来也算靠谱，不必过于挑剔了。(丁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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