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少时顽劣不堪，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然而在摄像机里他却隐约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发动全家，自掏腰包，拍摄了一部让周围人叫好又叫座的“本土电影”。也因此，他被中国传媒大学破格录取——
如果每个人的命运，都对应着一盘电影胶片的话，那么，在过去2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属于白浪的，应该算一部剧情拙劣的烂片。
7年前，小学毕业的白浪，因为“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主动辍学。这个染着黄毛、穿着故意剪出破洞的半截牛仔裤的不良少年，叼着香烟，终日在家乡汉中市城固县的大街小巷晃荡。
但眼下，这个20岁的年轻人，俨然已成为城固县乃至整个汉中地区的一个传奇。他的朋友曾做过一个统计，在城固县街头随机询问了20个人，竟有16个人知道白浪的名字。许多大胆的女孩会在大街上主动向他索要手机号。而比这种追捧更为让人称奇的是，他居然被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教授相中，创下了从小学直接跨入大学校门接受教育的奇迹。
“我也很讨厌过去的自己。”回顾过去，这个长相英俊，颇有点像当红男星黄晓明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道，“人总要在挫折中长大，谁也不例外。”
这一切的转变，都缘自一部由白浪担任导演，全家共同上阵拍摄的电影《红裹肚》。
尽管无心向学，但没人否认白浪头脑聪明。哥哥白冰在县城开了一家广告牌匾店，并兼营婚庆录像，游手好闲了几年的白浪，决定去给哥哥打工。从扛起摄像机那一刻，他的天份便展露无遗。
“别人拍婚庆，就是从头到尾拍，白浪可不一样。他会了解一下双方恋爱的过程，然后编一个故事来拍。客户对他的创意都很满意。”说起弟弟，哥哥白冰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
也因此，白浪很快成为这个县城里的名人：找他拍摄片子的人排起了队，片酬也在节节攀升。但白浪又不安分了。他郑重跟家人说，自己想拍一部电影。
这一离经叛道的想法，让身份都是农民的父母“吓了一跳”。白浪的父亲白天德在县城以批发蔬菜谋生，母亲在外打点零工，家里省吃俭用剩了几万元钱，准备给哥俩结婚用。“平常干活饿了，连块几毛钱的饼都不舍得吃，哪有钱给你瞎折腾。”父母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白浪不死心，把自己拍的一个MTV送到汉中电视台。随后与家里商量：如果电视台能播，说明我有影视创作天分；如果石沉大海，便绝不再提拍电影的事。全家接受了这个方案。
2006年11月，白浪的MTV竟然在汉中电视台播出。家人再没话说了。
剧本是现成的。父亲年轻时曾是文学爱好者，当兵8年，退伍时身无分文，只往家寄回几百公斤书。他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还写过一部小说《红裹肚》，说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山区农民积极投身革命的故事。
“有哪个文学爱好者，会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呢？”于是，白天德花了一周时间，把小说改成了剧本。
因为是战争题材的影片，里面免不了要舞刀弄枪，这些道具买不到，更没地儿租。白天德就找一些废旧的铁皮，自己打磨起了刀枪。这却把当地的警察给招来了。说明原因后，父亲到公安局备了案，才算过关。
白浪的母亲整天在家里踩缝纫机。许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服装，年轻一点的裁缝根本不会做，白浪的母亲只得扯上土布，找到当地七八十岁的老裁缝，连说带比划，才做出貌似那个年代的衣服。
演员海选是在县城最大的休闲广场完成的。凡有意参加剧组的演员，都可以上台试试。据说当天便有100多人上台表演。有人唱了首歌，有人跳了支舞，还有人上台后，报了名字后就紧张得说不出话，被观众哄下了台。
最终敲定的男主角，是县城里一家理发店的老板，配角是一个服装店老板。群众演员都是在拍摄现场当场招募的，演出费用只是每人一包5元钱的“红河”。唯一和表演沾上点边的是女主角——当地一个草台班子的舞蹈演员。但在排练一场唱歌的戏时，她足足重复了40多次，气得白导演“当场摔了摄像机”。
最初，白浪只是使用普通的DV拍摄，但画面抖得厉害。于是，他咬牙花了近两万元钱，买来专业的摄像机。没有专业的吊竿，他便用竹竿代替；没有摄影轨道，父亲便自画草图，用废铁“像模像样”焊接出一套。由于机器放上去便颤抖，只得作罢。
拍摄初期，“草根”演员们和导演的配合十分生涩。白浪一喊“action”(开始)，所有的演员就捂着肚子狂笑。还有一个演员，早上拍了一半戏，下午突然消失了。家人告知，他去广东的鞋厂打工去了。
然而随着片子进程的深入，演员们的表演欲被调动了起来。虽然每天的伙食只是一包干嚼方便面，但白浪从未听过有人抱怨。有一次，因为动作失误，道具刀拍到一个演员眼眶上，裂开一个大口子，但这位演员忍着疼痛坚持把镜头拍完。
2007年春节，白浪是和剧组一起在片场度过的。从大年初一到初八，中间没有停过一天。母亲到超市买了些水饺、元宵，煮完了带过来，大家头碰头一吃，就算过年了。
由于片场设在野外，天气寒冷，没法更换衣服，白浪便让演员穿着衣服直接去片场。于是，那段时间里，城固县的街头总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四五个穿着红军服装、背着道具枪的演员，挤在一辆三轮车上，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向城外驶去。
“那回头率啊，百分之两百！”回忆起这一情景，白浪乐不可支，“开始，大家觉得我是疯子；后来，觉得我们全家都是疯子；再后来，跟着我一起拍片的演员们也都成了疯子。”
尽管想方设法控制成本，但长达半年的拍摄，还是让白浪一家投入了近10万元经费。这几乎是这个家庭全部的积蓄。
当然，根本看不到回报的可能。因为没有广电总局的“放映许可证”，电影只能免费放映。
《红裹肚》的首映式，是在城固县电影院举行的。这是一座两层高的砖式建筑，外表破败，在周边小饭馆油烟长年累月的熏烤下，已经看不出红砖的本色。影院里偶尔会放几部大片，但多数时候，这儿的主角是走街串巷的草台班子。影院的正门边，不时会竖起一块巨大的“内衣时装秀，刺激火爆”的广告牌，上面是身着比基尼、骚首弄姿的女郎。
白浪至今记得，首映前自己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会有人来看吗？”可不到下午5时，蜂拥而至的观众令白浪“惊呆了”。只可容纳2000人的电影院，足足挤进了近3000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没办法进场的人，把电影院外挤得水泄不通，直到出动10来名武警，才勉强维持住了秩序。
“这个不就是理发的”；“那个人上周还卖给我一条裤子呢”；“看！我的孩子在里面”，“瞧！白浪的父亲演地主，还真像个坏蛋”。观众中不时爆发出喊声、笑声和掌声。
让白浪记忆犹新的是，在一次下乡放映时，边上同时在放映另一部露天电影《疯狂的石头》，观众不足200人；而这边的《红裹肚》，观众竟达2000多人。最让白浪感动的是，每次放映结束，观众都要站着把字幕看完才走。
据白浪估计，这部影片已在城固县及下属的各个乡镇放映了70多场，观众至少达10万人次。
“我很清楚，我的电影出了城固，就不会再有人关注了。”白浪冷静地分析，“每个人都想看，如果身边那些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当演员、演电影，会是什么样。这就是草根的力量。”
电影中的男主角赵举山，从此成了县城的“名人”，理发店的生意“明显比以前好了许多”，但他并不知足。眼下，他正在构思一个小品，渴望被春晚导演选中。
“如果不拍电影，可能这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可现在不一样了。”赵举山说，“白浪帮我实现了一个梦想，而现在，我想走得更远。”
这部电影，也让白浪的梦想走得更远了。
在影片放映期间，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教授史博公正带着学生到城固县采风。在街头，他看到了《红裹肚》的宣传单，便联系上了白浪。白浪的电影梦想，打动了史博公。他决定帮助这个年轻人到中国传媒大学免费学习。
“我觉得，相对于那些除了票房毫无意义的作品来讲，《红裹肚》更值得一看。它显得朴实可爱，表达了对过去年代的朴实的追忆。”史博公说。
对于白浪的才华，他评价道：“就是我们导演系毕业的很优秀的学生，也不见得能达到他的水平。这个孩子极有艺术潜力。”
然而在白浪身边的一些人看来，他的文化素质，“很可能会制约他的发展”。有人做过统计，在《红裹肚》所配的字幕中，居然出现了217个错别字。“有一个成语是‘如泣如诉’，在白浪的剧本里，就变成了‘如歌如哭’。有些常见的字，他都不认识，大家觉得挺搞笑。”白浪的一个同学说。
“白浪的毅力和灵气，是我看到的闪光点。”对于破格录取白浪，史博公如是解释，“我让他上大学，就是不想让他呆在城固，一辈子靠天分来拍电影，我想让他走得更远。”
白浪本人则显得异常冷静：“我知道，大家现在看我的电影，心里是把标准放低了的。因为是农民拍的电影，不容易，所以牛。总有那么一天，我希望观众说，白浪拍出来的电影，确实牛！”(林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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