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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校新学期又开学了。看着年轻一代纷纷走进大学校园，我不由回忆起我的大学生活。 1960年，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但父母亲都是望城县的农民，家庭经济拮据，要进京读书，一无路费，二无过冬衣服。于是我们家东拼西借，好不容易凑齐了路费，我提着从弟弟床上扯下的半边旧棉絮和一只小木箱，乘慢车进了北京。到北京后，只吃了一个月伙食，就身无分文了。学校给我评出助学金，每月发给我12.5元伙食费，紧接着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市每月又给每个困难学生再增补3元钱伙食费。 吃饭的问题刚解决，就进入了冬天。北京的冬天比湖南冷得多，实在难熬。这时，学校又伸出援助之手，给我发了15元冬衣补助费。我用这笔钱买了一件棉大衣和一双布棉鞋。可是晚上没有盖的，我便找了来自上海的一位同学搭铺，两人合盖一床被子。直到第二年我哥给我寄来一床棉絮，我才结束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还没有大学生打工这个概念。学校为了照顾像我一样的贫困生，暑假让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去建筑队干小工。从此，我每个暑假都去维修队干活，跟师傅学着和水泥沙浆，给大师傅上料、打下手，学着嵌砖缝，抹墙皮。每干一天，可挣一元钱工钱，一个暑假下来可挣30到40元。寒假不能外出干活，教研室的老师就让我俩帮助抄资料，用钢笔正楷抄一万字，可得一元钱工钱。有时，我起早贪黑，一天最多可抄1.5万字。这样，一个寒假也可挣到40到50元。这些钱我除了用来买基本的日常用品如肥皂、牙膏外，大部分用来买了书，连支冰棍也没买过，甚至到颐和园昆明湖去上游泳课，我也是从后门步行走去，来回一个多小时。 经济上虽然困难，但我的大学校园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我和同学们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参加舞会，看露天电影，我还参加了校射击队。在大学期间，我还参加了三个月的劳动锻炼，到京郊温泉公社搞了两个月的社会调查，去山西五台县参加了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的大学生活也许比今天的大学生生活要艰苦，但那段岁月永远留在我心里。(易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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