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新出的《郭预衡自选集》中，有一篇《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此文发表于三年前，后被某家都市报再次刊用。这篇文章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娓娓而谈，高屋建瓴，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和眼下的“读经热”、“孔子热”有极大助益。
郭预衡教授当年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曾受业于几位文史大师。其中，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沈兼士先生讲《说文解字》，赵万里先生讲校勘学，刘盼遂先生讲经学历史，顾随先生讲诗，孙人和先生讲词，孙楷第先生讲中国小说史，储皖峰先生讲中国文学史。1945年郭先生毕业后，留校担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同时考取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生。亲炙名师，当然是郭预衡教授日后取得大成就的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但当时受业这些名师的，并不止二三人，后来取得大成就的毕竟寥寥。其中个人的修行，还是很重要的。
郭预衡教授说，当年，陈垣先生教他们研究生，让他们一字一句地读顾炎武的《日知录》，然后校勘，写笔记，并从中找出错误，写成短文。这种学术训练，让郭预衡教授终生难忘。
郭预衡教授说自己青年时代有两个时期集中读了不少书。当年从河北老家出来，到天津读中学。“七七事变”爆发那年，他17岁，正好生病，就回家休养。他说，那时他自己已有了较强的独立阅读能力，记忆力又好，就利用在家休养的一年多时间，系统而又集中地看了不少书，主要是读史。第二个集中读书的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他被派往匈牙利“讲学”两年多。这使他避开了国内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得以集中时间读书，学习，从事学术研究。他从我国驻匈大使馆借来一整套《鲁迅全集》，认真研读，获益极大。郭先生本来是把鲁迅当做“五四”时期的一位大作家来读他的著作的。他上个世纪50年代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也是从这个角度。这次通读鲁迅，他发现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前所未见的学人。同自己见过的学人相比，鲁迅似是学人之中的异端、学林之外的学人。郭先生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不是一句空话。郭预衡教授几十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鲁迅。他说，鲁迅的文学史见解，现在看都是领先的。只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把鲁迅的学术思想运用到研究中。郭预衡教授的文学史，史料扎实、宏富，史识不凡，自觉地以史的眼光分析文学史。《中国散文史》三大卷，160万字，是郭预衡教授以一人之力，十九年之功完成的巨著，被学界称为“填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谈到现在的青年人读书，学习中国文史，郭老也是遵循鲁迅的意见，主张首先“读史”、“治史”。鲁迅说过：“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这是很重要的。
郭预衡，1920年生，河北玉田人。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中国散文史》等，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