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碑”。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自沉于颐和园的王国维先生而建。陈寅恪先生在该碑的铭文中以悼念感怀而阐发读书治学的义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海宁王静安先生碑”是民国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追慕和秉行“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见证，也因陈寅恪先生的雄文而名扬四海，成为后世学人心中的一座丰碑。我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曾经多次去清华园瞻仰这座丰碑。
若干年后，才发觉自己忽视了燕园里的另外一座丰碑。我对于这座丰碑的意义，也只是在云南师范大学原西南联大旧址瞻仰原碑时，才真正体会得那样透彻和深刻。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在短短8年时间里，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诞生在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国内外学人的追忆和推崇。美国学者易社强把西南联大的传统，赞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相继北返复校。西南联大校歌中的“复神京，还燕碣”终于实现，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为铭刻西南联大艰苦奋斗的历史和刚毅坚卓的精神，在西南联大的旧址立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在碑文中记述了联大的光辉历史，并总结了纪念联大的四点意义。今年夏天，我有幸在昆明云南师范大学拜谒西南联大旧址，曾在此碑前久久伫立，默诵碑文并反复领会其中精义。
冯先生认为，纪念西南联大的第一点意义是：联大的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并最终扭转乾坤，实现报国理想。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阴面，勒有联大抗战从军的八百余名学生的姓名，有多人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当日，我在碑下瞻仰着这些前辈的名字，其中多人后来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许渊冲，翻译家，第一次系统地将《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和法文的韵文；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邹承鲁，中国生命科学的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主持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程；殷福生，后名殷海光，哲学家，曾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梅祖彦，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的公子——我努力核对了从军学生名录，似乎遗漏了查良铮的名字。查良铮，笔名穆旦，“九叶派”诗人和诗歌翻译家，曾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杜聿明将军的随军翻译出征缅甸，九死一生。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从戎报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历久弥切的情结。联大历史上曾涌现大规模的从军热潮，联大学子以参加战地服务团和担任远征军、飞虎队翻译的方式，直接投入抗日救亡的大潮。西南联大的历史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钱穆先生曾经鼓励联大学子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抗战烽火早已远去，但联大学子依然以“上前线的读书激情”，在各个领域书写着知识报国的壮丽诗篇。迄今为止，西南联大学子中已涌现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六位“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以及8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碑文中指出，联大第二点值得纪念的意义在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有着不同的历史和学风，但在八年期间“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虽然后来的文章显示，当时三所学校之间的整合并不完全融洽，但就在“文人相轻”的传统下，三所学校能够“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是办好西南联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南联大成功地把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严谨求实”和南开的“活泼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学生以多种学术风格的滋养，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精神气质。西南联大在广聚俊彦方面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美国常青藤盟校的功效。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众多的联大学子日后说起西南联大办学的成功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自由”。我们从王浩、邹承鲁和何兆武等先生充满感情的回忆文字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邹承鲁先生说：“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有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制度的保障，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学术的自由。源自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的民主自由传统，悄然地滋润着联大的学子。联大教授对陈立夫企图统一大学课程的成功抵制，教授们那一个个充满个性、神采飞扬的逸闻故事，都是后辈学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今天的联大旧址，仍然有联大学人当年争自由民主的文物遗存。除了“一二·一”四烈士墓、李公朴先生墓、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之外，还有一座粗糙的自由女神像，给人很深的印象。
冯友兰先生在碑文中关于纪念联大的第四点理由是这样说的：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的南渡，终于“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日后冯先生把自己在联大期间所著文章结集出版，名之《南渡集》。我倒觉得，这次南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全新的意义，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走出象牙塔，去接触社会、深入社会并研究社会的文化活动。
联大创办初期，三校师生曾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跨越三省险途，辗转入滇。闻一多和任继愈都在旅行团中。联大师生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
致力于《诗经》和《楚辞》研究的闻一多先生认为：“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他带领学生深入民间采风，收集西南民间诗歌。他的学生刘兆吉把收集到的三百多篇民歌，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后来被称为现代的《诗》三百。
任继愈时为哲学系学生，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与中国破败的农村和穷困的农民的接触，引发了他深深的思考。他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任继愈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并把一生都投入了这个事业。
联大的学生在云南期间还广泛地深入民间社会，开展学术研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在呈贡的“魁阁”建立工作站，开展田野调查，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被国内外同仁广泛认可的学术成果。时至今日，“魁阁”时代仍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一个经典的时代。
汪曾祺先生把后来写小说的成就，都归功于在昆明泡茶馆的经历。泡茶馆使他博览群书，同时也接触了社会，对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都发生了兴趣。
在西南联大解散时，云南商会曾有一幅赠与清华大学的对联，其中有“万里采葑来”的语句，我觉得十分贴切。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次文化长征，是一次万里采葑。
如果说陈寅恪先生撰文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碑”是民国时代学人治学的一条总纲，那么冯友兰先生撰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则从多个侧面诠释了在山河破碎的岁月办好一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前一碑文中所阐述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宏旨，也得到西南联大的发扬光大。在这个意义上说，西南联大碑又是王静安先生碑的继承和弘扬。
除了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四点意义之外，我觉得乐观进取的人生信条也是西南联大精神中一个元气淋漓的要素。汪曾祺先生认为泡茶馆帮助联大学生“养其浩然之气”，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回忆联大的生活，尽管条件艰苦，但他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我们在穆旦先生的诗歌、在许渊冲先生的《追忆似水年华》、在鹿桥先生的《未央歌》等作品当中，都能领略到联大学子乐观豪迈的风采。或许，这种魅力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
邹承鲁先生在逝世之前，曾提出过重新建立西南联大的建议。尽管大家对这个设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毫无疑问的是，西南联大所昭显的办学理想和办学传统在新的时代要继续得到发扬光大。令人欣慰的是，继北大之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近日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得以复制重立。如此，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又承载着联大精神，重新伫立在京津大地三所美丽的校园中。
那是西南联大的丰碑，也是中华民族的丰碑。(吴子桐)
|
